现代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已然陷入危机，民众对政治精英的质疑暴露出西方统治精英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各方面来看，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脱欧运动”、意大利政党“五星运动”，以及在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发生的类似运动都可视作为民众对政治精英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拷问。精英危机正迅速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波及范围广泛。从源头上揭示西方精英危机的本质，探究化解之道构成了研究西方当代政治的重要议题。
以德性检验政治
乍看之下，精英危机的导火索在于精英权力受到威胁，解决方案似乎藏于如何有效完善精英权力机制。然而，这种对精英权力的全面挑战就其内在结构而言是动态发展的，故不能将挑战方简单地归咎于民粹，标签化的称谓本身就会造成民粹与精英二元对立的错觉。对此，美国学者韩金斯教授（James Hankins）在新著《德性政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灵魂术与治国术》（Virtue Politics: Soulcraft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Italy）中，尝试打破这一二元对立，提出以德性检验政治。
针对现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政治精英危机，韩金斯希望以史为鉴来指点迷津。在他看来，当今西方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有着同样的困惑：其一，如何确保善良、智慧者拥有统治权力？如何保障统治者（精英）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在为少数人谋利）？如何防止统治集团蜕变成一个封闭、世袭、腐败的特权阶层？其二，如果将精英危机置于共和主义思想传统中，那么又会出现一系列新的困扰。比如，如何让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接受精英统治的权威？如何在不施加酷刑、惩罚等高压手段的前提下，促使民众自觉地遵纪守法？其三，在现代民主—共和主义的框架下，精英危机还会引发另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即如何才能确保那些人民代表所代表的都是好人（而不是恶徒）？
人文主义的德性政治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是一项不断追求善的事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那里，统治者和政治精英同样应当遵循善道，权力合法性与道德合理性皆源于能否尊重公民自由等品格与行为方式。人文主义德性政治的立场部分地破坏了中世纪宗教德性理念，与之后马基雅维利的善恶论形成了反差。人文主义道德教化的主张从另一个侧面阐释了人文主义者为何热衷于复兴古典文化，因为他们深信仿古有助于提升政治精英的道德水准，这是施行德性统治的必备前提。
然而，自穆勒（John Stuart Mill）时代以降，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对人文主义德性政治论明显关注不足。这或许是长期以来对“人文主义”的误读所致。直至20世纪中晚期之前，“人文主义”往往被释义为一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它等同于运用理性和科学来观察周遭世界，与神学截然对立。而今人则专注于人文主义运动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将之视为一场皓首穷经的崇古运动，却忽视了人文主义的政治意蕴。韩金斯认为，人文主义的边界不仅触及政治领域，而且丝毫不亚于任何政治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运动是以宣扬某种价值为目标的话，那它一定是超越了艺术文化层面，升华为道德和社会政治价值。另外，学界普遍将马基雅维利视作文艺复兴政治理论的代表，马基雅维利主张的政治去道德化即便没有完全站在德性政治的反面，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文主义德性政治。
作为西方古今政治思想的过渡，人文主义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巴龙（Hans Baron）、加林（Eugenio Garin），以及剑桥学派的波考克（John Pocock）等权威学者认为“共和主义自由”是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但在韩金斯看来，这或许是因当代政治兴趣引发的选择性偏见。基于多年来对盈千累万的人文主义文本（尤其是拉丁语文献）分析，韩金斯指出，人文主义政治说到底就是一种“德性政治”。犹如“自由”之于古典自由主义，“平等”之于当代社会主义，“正义”之于罗尔斯主义，“德性”才是人文主义政治价值观的主导。
德性政治的表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德伦理。作为道德（实践）哲学的分支，道德伦理学通常被认为承袭自亚里士多德，并在当代哲学家，如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那里得以复兴。与另外两类规范伦理学：（契约）道义论和（功利）后果论不同，德性伦理学（又称“目的论”）强调有必要通过反思与实践良好的行为模式（即德性）不断自我发展，从而获得善与幸福。将之放大到国家层面，则专注于提升统治者的脾性和智慧，最终实现国家整体的幸福。德性政治将统治合法性与统治者的德性紧密相连，尤其注重统治者是否将共善置于私利之上，或者说是“他者导向”（other-directed）的美德。
德性政治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变革
文艺复兴时期堪称君主和寡头的时代。人文主义者大多以私人教师、政治家、廷臣的身份在教廷和各城邦国家中提供服务。意大利的“新君主”、寡头带着缺陷头衔操控城邦内外事务，如果无法从统治精英自身做出改变，和谐的城邦生活只怕是无从谈起。鉴于此，十四世纪中叶以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开启了德性政治观念的复兴，探讨国家统治者应尽的职责与具体的行事指南，倡导从根源上培养、提升政治精英的德性（仁慈、慷慨、友善等）。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对重估德性的呼吁，才深刻影响到政治领域的变革。
尚不止此，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自由”的诠释也是建立在德性政治之基础上，将自由观念道德化，这既不同于古典政治学，亦有别于当代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家对自由的理解。在以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思想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中，自由与奴役构成对立；在佩迪特、斯金纳看来，（无支配）自由意味着独立与自治。然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建构在德性维度上的“自由”首先必须迎合人类理性与道德，换言之，自由是与德性相伴相生的必然结果，所谓的自由行为一定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倘若自由之举（比如烧杀掳掠）违背了道德正义，这种自由就变成了肆意妄为，是一种妨害他人自由的不道德行为，理应杜绝。另一方面，在政治生活中，不存在任何既定的统治者，血统、财富这些外在条件无法授予某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权力只有在德性的框架下才具有正当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今天西方国家所走的政治道路是近代早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们所开辟的，而当今西方政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公民美德的培育、社会的发展、法治国家的建设、民主问责制的弊端等，都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中追溯渊源。韩金斯亦注意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德性政治与中国儒家贤能政治的共通之处。儒家贤能政治同样强调德治、礼治和人治，主张统治者应当行仁政、施德政，并相信道德楷模在政治领域中的典范效应。当然，儒家道德哲学比人文主义者更强调敬奉祖先、重视家庭；人文主义者虽然肯定了德性相对于欲望的优先性，但他们更看重商业利益，不如儒家那般关切平民、穷人的利益。这些差异也部分揭示了为何德性政治的传统在西方不如在东方社会中走得更远。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也表明，德性政治关乎的诸多问题因贯通古今而具有普遍意义。
韩金斯的研究也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比如如何辨别真正具有德性的统治者？判断道德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应对那些道德腐败且漠视德性的权势阶级？社会如何保障政治精英阶层对所有符合条件的民众敞开大门？精英主义原则如何适应于不同的政体类型？如何确保统治精英将公共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今人或许能够轻巧地感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最终没能也无法冲破时代与社会的羁绊，他们的政治构想太过于理想，但对于思考化解西方当今的精英危机具有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