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圣政制论到历史政制论

　　政治传统包含广袤，大体有理想、人物和政制三者。钱穆曾指出，主义与制度相互配合，有主义无制度是落空，有制度无主义是盲目。他认为，不奢谈主义，而能将主义落实在可行性的制度上且行之久远，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讲制度，重点在制度与人事、制度与文化的关系。这其实是治体论的传统思路，即思考治人、治道、治法这三类型要素的辩证关系，在一个整合网络中去理解各自的角色。如果不了解这个传统，就可能看不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要义恰恰是要反驳现代以来的制度决定论与政体中心主义，即神圣政制论。

　　所谓神圣政制论，即人们相信制度对于现代转型最为关键，制度解决是政治变迁的根本解决；世界上存在最好最优的制度，其利远大于弊，甚或有利无弊，社会由此实现至治；对于现代中国人，解药是由西洋舶来的政体制度，尤其是民主政制；引进移植民主政制，意味着与专制传统一刀两断，意味着政治秩序由此有一新开端，这也是革命运动的理想方向。“神圣政制论”的制度崇拜铸造了多种变革型意识形态，把外来制度作为本土政治发展的不二标准，努力改造所处社会的现实人事以迁就理论主张，再配合以终结论意义上的乌托邦想象。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聚焦“政制法理”，重彰中国政学传统精义，能帮助我们理解在现代中国重视政制的时代缘由，可称为“历史政制论”。概言之，强调制度的人事性、精神性、时地性与文化性。首先，人事所关政治主体，传统所谓“治人”者，是制度演变的基本要素，要理解一代制度，必先精熟一代人事，否则制度理解易陷入成文法条论。其次，制度开创和发展，不仅有当时外在的人事需要，更是被时人赋予种种内在用意，因而需要注重当世人关于其实施的“历史意见”，不能单凭异代人主观意见和悬空推论（“时代意见”）。再次，围绕制度特殊性，应认识到与时代、地理的紧密关联。之所以强调制度的属地性，盖因各地民情风物习俗有别，这是理解制度起源和变化的基本条件。最后，政制乃是文化一部分，后者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经过长期演进形成了独特体系和文化精神，因此特别强调群体内部精神的积累性力量。中国政制背后就有这种力量需辨识体认。

　　历史政制论的治体论意味

　　治体论是中国政治学自身的一个概念范畴，它讲政治原则、制度和主体三者之间如何互动配合以形成一个优良的秩序。治体论自汉初贾谊至明清“经世文编”，经历千百年演进，从治道、治法和治人三类型要素的复合关系去理解政治秩序构建。近世宋学见证了它的成熟，由理学和经制事功学发展出以心性与治法为各自本位的思维模式。陈亮为汉唐政治辩护，主要依据是治法即纪纲法度与三代理想之间的延续性。《明夷待访录》对于治法的推重接续的就是这一传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以现代专门史学呈现为制度史，其制度理解激活的却是治体论传统。凸显制度的人事性、精神性和时地性，是将制度等同于治法（礼律、习惯、法术），在与治道（文化、精神）和治人（人事）的系统视野中理解其合理性。这个思路，在《政学私言》论法治数篇已有体现。治人与治法的张力是作者阐释法治新说的中心关怀，“历代得失”总论仍落脚在此（“创新法，运新才”），并反复强调在平铺散漫的中国社会重建“共尊共信”的中心点，事关现代立国的精神根基（治道）。

　　政体论自有其解释力，但应斟定其范围。治体论的激活推进了对于西学政体论的反思，检讨了其权力逻辑的单一性不足以解释历史政制系统演化。钱穆在四五十年代受政体法治论牵制仍大，到八十年代《晚学盲言》思想成型，以礼治法治对举，依据礼治精神解释中国政治，充分揭示出治体论的思维特质（如政民一体论、职分论、流品论）。

　　褒奖与抗议：《明夷待访录》

　　在《明夷待访录》的现代阐释中，钱穆既承继了梨洲的儒家理想精神，在宪制架构下阐扬学校论的现代价值，又对其激进趋向进行了保守化的平实处理，正视秦汉以来政治传统，由此透露出近世立国思维的现代活力。他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准，几番称赞《明夷待访录》胜于卢梭的《民约论》，原因在于其立论于实际政制，不玄思空谈。

　　其褒奖要点有二：其一，对于学校论评价极高，着眼于道统高于治统之义，从文化精神和政制演进的综合立意将其视为近世政学结晶，对现代立国宪制有精神奠基之重。其二，屡次称引梨洲治法重于治人的观点，凸显制度的人事性、精神性和时地性，将制度等同于治道、治法、治人的系统视野中理解其合理性。

　　但在另一面，《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政制史观上是对《明夷待访录》的抗议。这一层在书中隐而未发。《明夷待访录》在近世与现代之间是关键连接点，现代启蒙将其视为“中国的卢梭”，从“原君”“学校”等篇阐发民主和议会理念。不过，《明夷待访录》在主导取向上是理学历史观，“原君”等篇对于三代和后世的扬抑与朱子一脉相承，趋于从理想主义否弃三代以后政制。因此，钱穆曾批评梨洲“三代之前有法，三代之后无法”的原法论，属于儒者激论，与实不符。而他对秦汉以后政制的解释恰恰是要辨析其制度合理性，反思那种以道义激情解构历史政制的理学逻辑。

　　中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钱穆一生学述，自《国史大纲》起，就不断致意于立国形势、立国规模、立国精神和立国理想的历史政制阐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一大主旨，就是探讨历代政制不断变迁，中国何以能绵延传承。罗马之后已无罗马，汉唐逝去中国不亡，工商富强而注重农本的大国怎样更新其大一统而不堕入帝国形态，为人类提供现代秩序的新思路，在钱穆看来是最堪研讨的大题目。

　　因此，他也一直在省思现代政治一味求变，脱离故道，忽视政制变革起始条件的革命风潮。对于这个中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问题，他认可梁启超所说的传统中国缺乏真正的革命，但在“中国不亡”的意义上未必是一个缺憾。在变革精神支配现代心灵的时潮中，他不断重申立国之道“依自不依他”，对政体论导入的乌托邦主义激情保持警惕，并思考如何在现代政治秩序中展开权能治理。

　　革命有其限度和转化，最终应回向人民，回向大地，在传统新生中证成其荣光，在长治久安中炙养其生机。“历代政治得失”因此不仅是大革命的稳压器、扳道夫，也蕴藏着重构政治秩序的未解译码。

　　【现场互动】

　　问：如果从政治学角度学习中国制度史，有什么方法路径可以参考或借鉴？

　　答：把你要研究的对象或者重大问题放在历史中去回溯做分析，首先要对历史和现实做一个基本的意识导向，这就使得我们和历史学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其次在研究制度史的方法和路径上，我们阅读文献肯定也要注重方法，在方法上尽可能地去学习历史学的相关阅读方法，但是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去尝试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以及指标。

　　时  间：2021年3月23日

　　演讲人：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整理人：庞金友、刘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