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民族主义”思想对当时弥漫的偏隘的种族复仇主义无疑是最好的解毒剂，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健康发展。
梁启超在国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直接建立线性联系，提出了“新民”而“新国”的思路与方案，并对后来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者。胡适曾评价“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然而，对梁启超民族主义的解读，学界见仁见智。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是舶来品，对其接受与认识有一个过程，梁启超也概莫能外。按他自己的叙述，梁启超自1890年阅读《瀛环志略》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接触公民、民族、国家、权利等新术语与新理念。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多次使用“民族”一词。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释，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这是中国人首次给民族主义下的比较科学的定义。这期间，迫于国耻、愤于朝局的拳拳爱国之情，梁启超也将矛头指向原先寄予维新希望的满族统治者，积极鼓吹排满。他在给康有为的书信里写道：“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相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相宜之主义。”
然而，正如梁启超承认自己的个性“流质易变”，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由于受到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与民族观念的启示以及自己政治调适立场的规约，梁启超迅即从满汉种族复仇的“小民族主义”转向了聚合民族意识以御外自强的“大民族主义”。从表面形式上看，梁启超“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大民族主义”是一种多族群—民族主义。但此种“大民族主义”显然在以下几个关键点上超越了族群（种族）民族主义。
第一，“大民族主义”超越了种族主义的褊狭。这一超越主要得益于对伯伦知理民族概念的借鉴和创新，从而严格界分了民族与种族。伯伦知理将民族的特质归纳为八个方面：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梁启超虽然总体认可伯伦知理的归纳，但他界分了民族与种族的区别。他认为，“种族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一种族可析为无数民族……一民族也可包含无数种族。”这从理论上回答了民族与种族的关联，为融合不同族群、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提供了学理依据。此外，梁启超还认为，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因为这些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故“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基于此，梁启超着力批评了革命派的“排满论”，指责其是“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并号召“真爱国者，允宜节制感情，共向一最高之目的以进行也”。这也充分显露了梁启超调适的政治立场及其“革命相续”的理念。
第二，“大民族主义”追求的是一种政治认同，即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一点可以从梁启超对“保国”与“保种”、“保教”轻重缓急的态度中找到明确的答案。梁启超说：“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也。”显然，梁氏在这里突出了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他还认为，传统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国人尽忠的目标是文化而非国家。为此，梁氏指出，只有采取“以国家对国家”的方法，“我的祖国”的概念才会出现，才有可能产生爱国主义，才能救亡图存。
第三，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主题已跳出了种族间“窃权”与“夺权”之争，径直关切到民族国家这一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对于褊狭地认为“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的观点，梁启超质问道：“必离满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那么何以立国、新国呢？梁启超的思路逻辑是——“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由此，梁启超提出了由“新民”而“新国”的“立国”思路。
这种“大民族主义”思想对当时弥漫的偏隘的种族复仇主义无疑是最好的解毒剂，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它有助于形成一种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观念与民族关系，从而超越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路定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民族观的转变。这一思想还凸显了国民性（民族性）的重要性，在国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直接建立线性联系，提出了“新民”而“新国”的思路与方案，并对后来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意识到，民族国家的拯救和振兴最终必须落实到“人”这个基点上，必须把人的改造同新国家的建设联系起来规划中国社会的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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