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成为当下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然而，大多议论聚焦于“精益求精”“举一反三”等方法的层面，而未关注“道”的境界。另有讨论则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贤君子”受推崇，而工匠地位低微，鲜有发言权。不过，细读《庄子》中的寓言，我们不难发现，恰恰是工匠掌握和实践着“天理”，他们的技艺是“天人合一”的绝佳体现，于养生治国皆大有裨益。以“庖丁解牛”之神妙为例，是因他作为匠人，洞悉和顺应了牛的天理，而又能在难解之处戒慎恐惧。由此可知养生之法并非“躺平”，而是提升技艺，以人合天，以天养人，是为“有道”。
“解牛”与养生治国
“庖丁解牛”是出自《庄子·养生主》的著名寓言。看到篇名，或许要问“解牛”和“养生”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从牛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场屠杀，只不过这个行为是在很有节奏、很“美妙”地进行着，甚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人生在世，要解的难题多如牛毛，如何“游刃有余”地生活是关键所在。故而，对于“庖丁解牛”，采取人文哲理的视角，方能体味其中真意。
“解”字本身，就和“解牛”有关。《说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庖丁最后所说“善刀而藏之”，为一般读者所忽略，其实魏晋时郭象已经道明其中的原委，“以刀可养，故知生亦可养”。故而，关键是“养刀”与“养生”的问题。庖丁之刀，其任务就是去解牛，而解的过程也是刀子的损耗，就如同我们的生命，生命本身也是要一天一天、一件一件事情地去“解决”，这同样是一个不断损耗的过程。“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文惠君说“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究竟得了什么，他没有讲，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他也是希望能够避免像“良庖”或“族庖”频繁更换刀具一样不断使生命受损。其实，庖丁强调的是，十九年来，他只用一把刀，而且是解数千牛之后，还像是刚刚在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这是以最小的损耗，获取最大的收益。如果还要追问“养刀”与“解牛”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庖丁的高明在于“依乎天理”，以“解牛”来“养刀”，而不是以“收藏”来养刀。换言之，“善刀而藏之”是为了下一场“解牛”。那么，生命的养护也不能依赖于“收藏”，而是要“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庖丁不是在专门的屠宰场解牛，而是为“文惠王”当面解牛。西汉贾谊《新书·制不定》中引申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象理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由此提出，仁义恩厚是人主的芒刃，而权势法制是人主之斤斧。当时的诸侯王都是一众“髋髀”，如果放弃了“斤斧之制”，而想仅仅以芒刃来安定天下，那么芒刃即使不折断也会残缺，从而为“削藩”提供了理论基础。
“道进乎技”与“得心应手”
文惠君最初看到庖丁解牛，惊叹道：“嘻！善哉！技盖至此乎？”文惠君以为庖丁的解牛技术已经达到了顶点，但庖丁的回答却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认为技术只不过是提升到“道”的一种手段，“道”才是他的向往。所以说庖丁解牛的事例应该从“道”的角度去理解，庞朴先生把他称为“道庖”，是完全有依据的。庖丁所言之“道”，为人所乐道，但更加需要注意的是“道进乎技”的普遍意义。对此，明儒薛瑄有言，“见理明则处事熟，如庖丁解牛矣”（《读书录》卷九）。朱子更援引庖丁解牛，以“熟与不熟”来说明圣人与庸凡的分别，可见其意义的重大：“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处做得熟，便是尧舜，圣人与庸凡之分，只是个熟与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节。古之善书者，亦造神妙”（《朱子语类》卷十八）。
“熟与不熟”，与欧阳修所记录的一段“卖油翁”的趣事颇为贴近，也为人所津津乐道。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归田录》卷上）虽然欧阳修以为卖油翁和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无异，但他也只说卖油翁“惟手熟尔”，全无庖丁的高论。
《庄子·天道》所载轮扁之言的重点也与庖丁之论大相径庭，轮扁认为自己斫轮虽然“得于手而应于心”，但是其中的奥妙“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这是典型的“默会之知”或“体知”。而庖丁之于文惠君，则是“不吝赐教”。当然，从轮扁和庖丁之言，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庄子认为真正的智慧是掌握在如轮扁和庖丁这样的“技师”手里，而不是什么“圣人”或“经典”之中。这一观察，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庄子所言“道无乎不在”的丰富含义。卖油翁、轮扁和庖丁的共同之处，在于长期专注于一事，才有神妙技艺，或与伯乐相同。南宋黄震有言：“伯乐相马，所见无非马，诚乎马也；庖丁觧牛，所见无非牛，诚乎牛也。”（《黄氏日钞》卷五十六）
依黄震之言，“熟”乃是来自于“诚”，正和《论语·学而》所记孔子之言“学而时习之”相互发明。庖丁，毋宁是庄子，乃是学而善思、学达天人的典型。然而，庖丁始终是一位解牛的“工匠”，而不是袖手论道的文人。庖丁自述解牛的神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他的批开与导出，都是因为“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非诉诸自己的蛮力横加宰割。
历代学者对此赞不绝口，多有发挥。如明代薛瑄谓：“庖丁解牛，只是顺理。”（《读书录》卷十一）但其基础乃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耳目的认知功能已达极限而“神”的运行没有障碍。一个“遇”字，生动地说明了得心应手、从容不迫的状态。在庖丁，“以神遇”经过了至少三年的积累，未达此水平之前，需多加砥砺。
“目无全牛”与“切入点”
庖丁从“良庖”乃至“族庖”向“道庖”转折，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庞朴先生以为庖丁之言堪比青原惟信禅师的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卷第十七）确如庞先生所言，“亲见知识，有个入处”非常重要，正似庖丁解牛的关键是“目无全牛”。庖丁也的确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因为青原惟信对于山水的“三般见识”，只是在“见”的层面，并没有突出“解”的阶段。而庖丁不仅仅是“奏刀”“动刀”“提刀”“释刀”“善刀”，而且是“手触”“肩倚”“足履”“膝踦”“神遇”，可谓以全身心解牛。另外，庖丁所解之牛“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和青原惟信所言第三阶段“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并不相同。
《长阿含经》卷十九所载释迦牟尼借“盲人摸象”之寓言，提醒人们注意看问题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但问题在于，对于大象有真切体会的，恰好是那些“盲人”。自古至今，自以为对诸事诸物很了解，站在旁边说风凉话，指责别人“片面”的聪明人实在太多，真正像庖丁这样“目无全牛”的人太少。故而，窃以为青原惟信的“三段论”和庖丁的“三段论”不能够完全等同起来。庖丁解牛，在“道”的层面，自始至终都是“目无全牛”，庖丁所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个“天理”和“固然”，具体落实到了每一个缝隙、每一条经络中。
读书为学，亦需“目无全牛”，才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朱子语类》卷十）。如果沉湎于“宏大叙事”不能自拔，则难免自欺欺人了。
“以无厚入有间”与人生顺逆
庖丁解牛之道，被引用最多的是“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南宋林希逸以为这也是养生之法：“此意盖言世事之难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顺而行之，无所撄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伤其生，此所以为养生之法也。”（《庄子口义》卷二）
回到庖丁之言，“无厚”是刀刃的特性，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锋利，一方面单薄。良庖用“割”的方法，族庖用“折”的方法，都使得刀刃乃至刀身受损，他们只记得刀刃的锋利而忘记了刀刃的单薄。庖丁却能从“目无全牛”开始，从牛自身的罅隙找到“切入点”，然后“批大郄，导大窾”。人皆知刀之无厚，而鲜知牛之有间。“以无厚入有间”，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解牛导致的对刀的损耗，这是庖丁的得意之处。牛之有间，也是庖丁“手触”“肩倚”“足履”“膝踦”“神遇”的成果，非袖手空谈者所能知晓。这或许是庄子的另一层用意。
但“游刃有余”或“洞无凝滞”，并非庖丁解牛的全部。庖丁说：“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这一转折，实为出彩之笔，否则如贾谊所言“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则全无趣味。林希逸评论说：“此‘虽然’一转，甚有意味。盖言人之处世，岂得皆为顺境？亦有逆境当前之时，又当委曲，顺以处之。人行顺境甚易，到境逆处多是手脚忙乱自至丧失，安有不动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转。”（《庄子口义》卷二）
如林希逸所言，“此一转”非常重要。即使是庖丁，也不可能总是“游刃有余”，难题丛生也是“天理”和“固然”的一部分。大多数人碰到逆境的时候的确是手忙脚乱，所以“视为止，行为迟”乃是审慎和镇定。没有这一转，庖丁的解牛之道是残缺的。林希逸的解释落实于人生处境的顺逆，则有“逆来顺处”一说。由此可知郭象所言“以刀可养，故知生亦可养”的具体含义。
由《庄子》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高妙的哲理往往出自匠人之口。连孔子也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篇》）而道器关系又是中国文化中另外一个重要议题了。
（作者系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