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郭店简出土三十周年，释文公布、出版二十五周年。

　　1993年10月，郭店简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该墓的下葬时间为公元前300年前后，即战国中期偏晚。该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十分重要，包括《老子》《太一生水》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共计十六篇种。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包括竹简图版、释文和注释。此书对于竹简的整理，以及释文与注释的质量都很高，这要归功于方北松、彭浩、刘祖信和裘锡圭等人的辛勤劳动。

　　郭店简释文一经公布、出版，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掀起了研究热潮。参与研究的欧、美、澳、日、韩外籍学者众多，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艾兰（Sarah Allan）、安乐哲（Roger T. Ames）、鲍则岳（William G. Boltz）、贝山（Sandor P. Szabo）、陈慧（Shirley Chan）、戴卡琳（Carine Defoort）、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顾史考（Scott Cook）、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郝乐为（Kenneth W. Holloway）、金鹏程（Paul R. Goldin）、柯鹤立（Constance Cook）、柯马丁（Martin Kern）、罗浩（Harold Roth）、马克（Marc Kalinowski）、马思劢（Thomas Michael）、麦迪（Dirk Meyer）、普鸣（Michael Puett）、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瓦格纳（Rudolf Wagner）、谭普森（Paul M. Thompson）、王安国（Jeffrey Riegel）、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夏德安（Donald Harper）、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叶山（Robin D. S. Yates）、尤锐（Yuri Pines）和池田知久、大西克也、福田一也、工藤元男、谷中信一、李承律、末永高康、浅野裕一、汤浅邦弘、西山尚志、小寺敦、竹田健二、佐藤将之，以及杜维明、成中英、刘笑敢等，都参与了郭店简的研究。国内参与研究的学者及其成果，集中见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1999年）、《中国哲学》第二十辑（1999年）、《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和《古墓新知——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2003年）四书。其他散见于期刊的作者和论文数量庞大，今不一一具列。

　　郭店简之所以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是因为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不但给先秦学术思想研究带来了重要资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先秦学术思想史，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观念和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饶宗颐先生曾说，包括郭店简在内的大批竹简的出土，将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萧萐父先生则认为郭店竹书“几乎全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们“代表了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学术思潮的主流”。笔者认为，郭店简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概括为如下七点。

　　其一，郭店简极大地改变了研究孔子和子思子思想的材料基础，同时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今人的孔子著作观。据笔者和其他学者的考证，郭店儒家竹书大体上属于孔子和子思的著作。如果这一点无误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孔子和子思思想的研究必将发生巨变，对孟子与孔子、子思的思想关系也要重新作出更具体、更深入的考察和梳理。从材料基础来看，学界长期以《论语》作为研究孔子思想之主要材料，甚至唯一材料来源的做法必将被打破。现在，我们不但可直接以郭店简、上博简、安大简和王家嘴简等作为研究孔子思想和行事的材料，而且大量传世先秦儒家典籍中的“子曰”“子云”“孔子曰”“仲尼曰”或“夫子曰”必将重新受到检视，其中部分文字可以纳入孔子研究的资料范围。那种认为孔子生前没有自己的著作、只编述前人书篇的陈词滥调，也必将遭到否定和抛弃。

　　其二，郭店简对于揭示孔子、子思子或原始儒学的思想主题、内容及其特点，极具价值与意义。通过研究郭店简，我们对于以孔子、子思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之性命论、心性论、性情论，位分伦理学、德行伦理学和修身成德说，以及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教化理念，将获得更直接、更深入和更内在的认识，从结构和关键点上补充、修正人们以往对于先秦儒家思想的观点和看法。另外，郭店简对于复原孔子思想，弄清楚孔子、子思子、孟子之思想发展的线索和历程极具价值与意义。近二十年来，由于受到庞朴及李学勤相关观点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采取一种保守做法，将郭店儒家竹书单列，置于孔孟之间，不与孔子本人著作发生直接关系。但现在看来，这种做法过于保守，看似谨慎、无害，实则过莫大焉。因为，如果《尊德义》等篇确实为孔子本人所作，那么这样做无疑掩盖了孔子思想再次表达和表现其自身的历史机会，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也因此被大大贬低。

　　其三，郭店简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认识和研究。老子及其思想是20世纪古史辨派极力怀疑和否定的一个经典案例，也是中国现当代学术界反复讨论的一个焦点。郭店简《老子》三组简文的发现，一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否定了古史辨派的相关观点；二是直接展示了早期《老子》文本的存在状态及其复杂性，这对于今人理解早期《老子》文本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对于今人应如何理解《老子》文本与老子思想的关系，以及对于今人反思《老子》注疏的是非然否，也具有较大意义。另外，《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很系统、很独特，无疑丰富和提高了今人对于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认识。同时，这篇竹书对于中国天形地势成因的解释也很独特，从一个侧面增加了中国古代相关思想的复杂性。

　　其四，郭店简对于今人反思疑古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释文的公布和出版标志着“走出疑古时代”的正式到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的启蒙思潮背景下，古史辨派借着“辨古”的名义疑古，力图否定古人建立的古史观和古籍古书观。当时，学者因其文化态度及是否相信进化论而大抵分为“信古”“疑古”“证古”和“释古”四派。直到20世纪80年代，“疑古”思潮仍占据上风，是为“疑古时代”。1992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他的名文——《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1992年第2期）。不过，在当时，响应“走出疑古时代”这一口号的人甚少，甚至一度遭到部分学者的围攻和批驳。随着郭店简图版和释文的公布，这股反抗势力很快偃旗息鼓，疑古之风也随即烟消云散，学界由此正式走出了“疑古时代”，而走进了“证古时代”或“释古时代”。所谓“证古”，既不是“信古”，也不是“疑古”，而是予以客观的平情证明，信则信之，疑则疑之。而且，除了纷纷打起王国维所谓“二重证据法”的旗号外（《古史新证》），学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得积极而自信。所谓“释古”，是对古史、古书问题作融会贯通的处理，力求趋向事实和真相。“释”是融释，而非解释。“释古”本是冯友兰提出的观念，李学勤接过此一观念，赋予其新意义。冯先生的“释古”，是以肯定“疑古”为前提的，所以他在许多古书问题上比胡适更激进、更疑古；而李学勤所说的“释古”，则与“走出疑古时代”相应，是对于疑古风气的大力破除和纠正。

　　其五，郭店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战国时期华夏文化的交流、传播，特别是对于楚文化构成的理解。长期以来，学界比较强调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地域性，而忽视战国时期诸侯列国的文化交流和共性。就楚文化来说，以往人们强调楚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特殊性，其做法通常是以《史记·楚世家》《国语·楚语》《楚辞》为基础，通过有意的选择，再加上主观想象来塑造一番。更有甚者，许多学者将诞生于中原地带且主要生活于此一地带的道家人物如老子、庄子的思想当作楚文化来加以处理和对待。应当说，以往人们对于楚文化特质的理解充斥着许多不真实的想象，带有强烈的虚构色彩。现在看来，虽然楚文化中存在一些特别的东西，也存在一些专属于自己的传统，但是对于它们，我们不应夸大。在本质上，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与主体文化的联系是紧密和畅通的。郭店简的出土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于楚文化特质的某些虚假想象，大部分郭店儒道竹书其实是从当时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和先进地带（邹鲁至陈宋）传输进来的。由此可知，楚国贵族很可能一直在主动接受东周至邹鲁文化的影响，至迟战国中期，楚国的精英文化与邹鲁至陈宋一带的先进文化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这一点可以由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和王家嘴简得到证明。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邹鲁至陈宋是当时中华先进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和孵化地，孔子、子思子、孟子、墨子和老子、庄子，是中国历史上超一流的大思想家，他们都诞生并主要生活在这一文化轴心地带上。战国中期偏晚，齐国稷下学宫又一跃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精英文化和主流思想的制造、交流和传播场所，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其六，郭店简标志着竹书时代的正式来临，它的发现和出版无疑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领域，特别是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郭店简给中国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典学、先秦儒学、先秦哲学、先秦文化的研究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郭店简之后，人们又相继发现了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岳麓简和王家嘴简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先秦—秦汉时期的经书类、子书类、史书类、文学类和政法类著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巨大的动力。

　　其七，郭店简是中国学界和国际汉学界研究旅程上的一座丰碑，自此中国内地学界在简帛研究、中国古代研究领域迅速赶超欧美和日韩同行，也迅速超越了港台学界，处于领先和领导地位。而且，这种优势随后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大，中国学者整理和研究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岳麓简、安大简等简书的成果汗牛充栋，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总之，郭店简的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是出土文献的新纪元，值得大力宣扬和予以隆重纪念。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