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象征性地位，昭示着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比、摄取、转化、消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取得阶段性成果，奠定了中国儒家学者在学理层面与世界哲学对话的根基。但从文化发展视角看，知识儒学禁锢了科学性思维以外的思维方式，使人们过度依赖西方知识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多元精神资源的获取。基于消解文化危机的需求，“生命儒学”概念应运而生，打破传统儒学框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注入儒学知识体系当中，透过生命成长历程窥见个体独立价值，是当代儒学新转向的直观体现。
知识儒学的发展及局限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寻新的精神动力之源，各种西方思潮由此大量涌入，西方现代性价值及其独尊理性的学术传统对中国学术影响至深。知识儒学代表人物熊十力站在儒家立场上对西方哲学将宇宙与人生二分的做法进行审视、批判，阐明个人生命即宇宙生命的观点，致力通过将西方科学知识吸纳于儒家理论体系，打破中国性命之学与西方科学知识之间的藩篱，建立自明自觉的儒家学问体系。在熊氏研究的基础上，牟宗三进一步探索，如分别从“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两个角度来区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生命是心、性、伦、制的结合，“仁”的特征更明显；西方文化生命则倾向于概念性、抽象化的思维进路，“智”的特征更明显。此外，牟宗三还尝试以康德哲学作为中西文化对接的桥梁，利用康德哲学体系搭建起儒学的诠释架构，通过现代哲学的语言及形式对儒学哲学思想作出更清晰的注解，提出应“立乎其大者”来汇通中西。
但从根源上看，牟宗三建构的道德形上学虽将宇宙存有论与人的道德实践进行串联，但其所使用的“仁”与“良知”等概念仍然面临着理性的诘难。由知识的立场出发，牟宗三将“仁心之感通”等问题转化为认知层面的问题，本质上属于将良知理性化、本体化，这与先儒从天命角度理解仁义的思维方式相悖。当德行问题被定义为纯粹的知识问题，先儒提出的良知学说的性质也将被扭转，既无法用于彻底解决知识问题，也与良知本身的功能法则不符。人的思维与实践属于并行不悖的两个不同层次，在探讨理性客观要求的同时，还需回归生命成长的过程及其本质，以道德良知与科学理性相结合的视角来判断问题实质，从而尽可能规避内在矛盾。知识儒学发展至今，知识理性的工具价值效应已被完全放大，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价值理性与生命成长本质的意义，因此难以从根源上瓦解现实问题中的良知矛盾，急需以新的转向破解困境。
生命儒学的起源及转向
基于知识儒学的局限性，可以窥见儒学发展与突破的关键在于重建“良知呈现”的框架，将儒学的客观理论与人的主观体验进行深度结合，脱离纯知识层面的探究，转为对生命本质的剖析与感知。当代学者霍韬晦倡导儒家知识分子积极“从生命和时代的存在感受中发掘资源”，在传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基础上主动体悟生命的本质，将知识的运用重心转移至突破自我、跨越个体障碍层面。这一过程也被霍韬晦定义为“生命成长”的过程，构成了“生命儒学”的起源根基。较之知识儒学的发展走向，生命儒学更多将视野投放在知识作为工具理性以外的价值层面，引导个体在剖析自我、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发掘自我希望，从而构建起独立的生命成长桥梁，循着桥梁结构对现实问题进行审视、判断、反思，最终总结经验，运用于生命实践的开拓中。
霍韬晦采用的方法是将“感通”运用于教化之上，即在传统的体会方法基础上融入东方文化的方法论，透过现实屏障，触达“心”的内核，感受生命成长的变化规律。较之传统体会方法，这一方法的开阔之处在于将人的行动、感受、决策投入于生命长河当中，使之生成独立于知识理论的独特体验，贯通他人、历史与天地。生命儒学认可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与不可替代性，将生命视为动态的、真实的、以主体形式存在的，而非可机械推理的、具有统一逻辑的。人的生命之理，更多关乎自身的行动，以及对生命架构的预设。因此，当代儒学由“知识儒学”转向“生命儒学”意味着人们对于“悟人本心”的根本追求，在挣脱西方文化束缚的同时，回归东方文化土壤的灵魂源泉，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捕捉自身真实诉求、找准符合自我认知的思维脉络，从而建立兼具知识理论逻辑与道德良知标准的行为指向。要达成这一目标，除了对生命成长客观规律的正视之外，还需结合主体自身的生命历程，构建心理乃至行动层面的标准，意识到“我即标准”，且“我”由经验、认知、时间、经历等要素共同构成，不具备可复制性，应在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实现超越自我的目标。人只有敞开自己，才能觉察“他者”的存在，包括其他个体、领域、价值观念，这对于辨明自身在生命体系中的真实定位有着关键作用。
生命儒学在当代的实现落点
生命儒学倡导人更多地关注生命与体验本身。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生命儒学基本可以拆分为“生活化儒学”与“儒学生活化”两个板块，一方面从人的需求立场出发，对儒学进行生活化理论解读；另一方面从儒学知识理论逻辑出发，结合人的生活经验，转化为特定的生活规则，引导大众自觉践行。儒学在现代语境里已经逐渐脱离单一理论范围，与人们的生命体验、生活历程密切相关。因此，要精准把握生命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实现落点，还应从“人”的立场出发，兼顾“理论义”与“实践义”两个方向，在提升人的认知的基础上，满足人的需求，生成儒家知识转化的驱动力量，培植更多儒学知识分子力量，使生命儒学真正成为大众的生活实践导向。
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梁漱溟提出儒学即“生活的本身”这一理论，他认为应当从生命、生活方向彰显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指出人要“返回到事实”并“面向生活本身”。一方面，以儒家文化阐明生活之“理”，依托儒家知识体系在思想方面的前瞻性、指导性，结合生活实际进行具体问题的解析，推演、求证事理本身及其走向，形成还原事实、论证事实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将儒家的道德规范奠立于人的心理情感之上，突出人伦之“理”，强调儒家思想中“礼乐孝悌”等道德规范并非形式僵化的理论框架，而是“因情而有义”的根本体现，应从人的情理视角解读儒学道德规范，从而体悟生命儒学的精神特质。
基于生命儒学对于个体真实生命与独立价值的高度认可，可对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旨归进行推论，即生命儒学鼓励大众在探寻自我、体悟人生的过程中，觉察生命的意义所在，并将之与儒学文化理论相串联，形成儒学文化认同感，进而在生活中自觉践行道德标准。人的生命概念具有抽象性，可在具体而直观的生活中贯彻生命儒学的基本理念，以生活实践为样本，观察其中潜在的道德要素、情感要素、良知要素、知识要素，于不同的场景与情境中审视自主判断、自我选择的变化，由此体察人在生命长河中的认知流变、心境流变。同时，人在不同生活阶段中的经历、心态都可能呈现显著差异，既可以立足当下立场来总结特定时期的生活经验，也可以由生命整体的宏观视角来判断其对于生命主体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的价值意义，使生活最终回归于生命本身。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