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概念或话语体系创新是不可或缺的步骤。近代以来，无论是梁启超引入的公德私德概念，还是台湾学者李国鼎关于“第六伦”的构想以及钱穆对“第六伦”的批评，不断涌现的新鲜道德话语，让传统伦理文化大放异彩，也体现出学界强烈的民族情怀和高度的道德自觉。其中蕴含的真理性认识和经验性结论，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第六伦”的出场及其价值意蕴
关于“五伦”，孟子曾做过完整诠释。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乃人与人相处之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概念，双方相互匹配、相伍为偶，结成五种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儒家按次序等第制定相应道德规范（德目），使其相互规约、各尽其职，谓之伦理。孟子还说：“圣人，人伦之至也。”荀子也说过：“圣也者，尽伦者也。”德高望重者，是践行伦理规范的楷模，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历经岁月风雨的反复洗刷，“五伦”曾沦为维护封建君权统治、奴役百姓大众的工具，呈现出消极乃至糟粕的一面。然而，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范畴，“五伦”规范不仅浸入百姓经验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凝聚为调控人伦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固价值系统，内在地支配和主导着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故此，贺麟称之为几千年来支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的传统观念之一。
“五伦”植根于小农经济，重视地缘、血缘亲情和邻里关系，表征为地域性鲜明、私人关系密切者之间的伦理。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人际交往已完全超出血缘和地缘范围，“五伦”显然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结合台湾三十年经济社会遭遇的困境，李国鼎提出“第六伦”构想。他在《经济发展与伦理建设——第六伦的倡立与国家现代化》一文中说：“第六伦就是个人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也就是从前所说的群己关系。”根据李国鼎的解释，在华人世界倡导“第六伦”，是因为“尽管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一向重视伦理，然而我们对于个人与陌生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则缺乏适当的规范”。在东西文化相互激荡、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以李国鼎为代表的学者接续近代道德革命的逻辑，为弥补“五伦”之不足而创制新的道德规范，力图以话语创新推动伦理内容和结构突破，实现中华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形式上，“第六伦”构想不仅与传统“五伦”相衔接，而且极大拓展了“五伦”的调节范围，契合现代社会治理和文明进步诉求。依照这种思维逻辑，又有学者相继提出“第七伦”“第八伦”“第九伦”等构想，希冀循着“五伦”的轨迹推演递进，不断丰富完善传统伦理话语体系。
钱穆对“第六伦”的批评
“第六伦”的提出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大多数学者赞同“第六伦”的提法，认为它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伦理建设的曙光，能够唤起人们对伦理生活和伦理秩序的关注，引导更多的人关心公共生活伦理建设。然而，钱穆却认为：“今国人又谓五伦皆属私德，当增设第六伦以应现时代之需。遂有主立群己一伦者。”（《晚学盲言》，下同）迫于客观形势需要和传统伦理进步的诉求，道德话语创新和新伦理建设固然是当务之急，“今日国人所努力者，在如何发挥旧道德来应付此新时代”，业已成为大众的道德自觉并取得普遍共识。然而，以话语创新推动伦理转型不可操之过急。因为“第六伦”“第七伦”这种看似衔接性的话语创新，存在明显的急功近利缺陷。在钱穆看来，“五伦乃私对私，群己则公对私，不得成一伦”。这是两个性质相异的概念，因此不能将“第六伦”简单视为“五伦”的现代延伸或创新发展。
许慎《说文解字》曰：伦，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玉，治玉也。经过后世反复延伸、转折乃至变异，伦的原始意蕴被遮蔽，几近丧失。钱穆认为，“五伦”之“前三伦属家庭，君臣一伦属政治，朋友一伦属社会”。即使是“朋友一伦”，在东西文化中也有鲜明差异，“晚清谭嗣同早慕西化，著有仁学一书，谓中国有五伦，西方只有朋友一伦。斯则误以人相交接即为朋友，大失中国朋友一伦之义。朋友一伦，亦从人与人之爱敬心来”。钱穆不仅认为中国全部文化传统尽在“五伦”之中，而且“五伦实只一心，曰爱，曰敬”。传统“五伦”的核心要义是伦常、辈分、差别，与血缘亲情、乡土社会的人伦关系相契合。
当然，以“爱敬之心”调控 “己己关系”，其内在蕴含的差等、辈分、尊卑等传统特质也无法避免，所以无法按照梁启超“私德外推即为公德”的逻辑，简单导出平等、民主、尊重等现代伦理特质。现代公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公共生活领域形成的新型人际关系，完全不同于熟人圈子的人伦关系。伴随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必定要经历从“人伦”到“人际”的过渡和转变，面对素不相识的众多陌生人，无论是“群”对“己”，还是“公”对“私”，都不能或无法讲“伦”论“辈”，以“爱敬之心”替代集体理性与公共规则。因此，适应现代生活的新伦理话语，注定不能简单沿袭传统思维模式下的“伦”，即不能简单称为“第六伦”或“第七伦”，而应当逐步提升自身的话语创新能力，创造出契合时代需要的全新伦理话语。
话语建构的方法论启迪
首先，概念或话语创新必须坚持“常”与“变”相统一。“常”即尊重话语的原始意蕴、价值源头，它是保持话语稳定性的基础。“变”即话语及其意义随时代而变化，在努力切近语言、社会和历史中不断增添新意蕴。在“常”与“变”的关系上，钱穆认为“中国人言伦常，常之中必有变”，即肯定“变”的意义，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然而，“凡变则皆所以求常”，求常是向常的回归，在求诸本源性寓意中“回到己身来”。目前的问题是，“今日国人则唯言变不言常，求变求新，不贵守旧守常”。脱离话语的源头和演进，人为割裂（中断）过去与现在历史联系的“为创新而创新”是错误的。新概念或话语所呈现的主体性、原创性，必须与历史文化相契合、与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与要解决的问题相适应。恰恰是以“源头”为基点进行对照，从而在“常”中求“变”，才能做到既与时俱进又保持自身连续性和稳定性。
其次，概念或话语创新必须坚持形式与内容相契合。作为语言符号的概念或话语，如传统伦理文化中“伦”的概念，是某种经验事实（语义）的载体或外壳，反映或诠释经验事实的存在、变化及规律性，亦即承载特定的意义或内容。从“第六伦”“第七伦”到“第九伦”等诸多提法，固然秉承了“伦”的外在形式，彰显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民族特色，却忽视了“伦”的时代意蕴的更新与质变，背离了话语创新中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即新的经验事实与“伦”自身内涵的对应关联。钱穆反对“照猫画虎”式机械套用概念的做法，他说“今国人乃欲创造群与己之第六伦，混中西而一之，亦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矣”。反过来，经验事实（语义）的变化也要求话语形式更新，选择更适合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语言符号与之相契合，力求做到形式和内容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最后，概念或话语创新必须坚持历时与共时相融会。概念或话语与特定时代和文化语境相关，常常表现为过去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发挥承上启下的纵向价值传承功能。立足新的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不仅需要挖掘新材料、提炼新话语，以内含的横向扩充乃至突破寻求新的阐释空间，而且要寻求不同文化场景下话语的转换、衔接，如钱穆所言“各有转移，各有融通”，实现新与旧、中与西不同质的文化因子的叠加与转折，努力彰显新概念和话语的跨文化意义，推动伦理话语体系建构及其国际传播。因此，精准提炼标识性概念和话语，避免其引发的差异和歧义理解，需要经历长时期的反复的凝练、提升和构建过程，以此才能实现历时与共时的全面交融与会通。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