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前后，疫情肆虐，我蜗居书斋，一点一点“沉没”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山西文学”课题里。在“故纸堆”中，我走进了一百年前的那段历史和那段文学，窥见了新文学大潮中山西文学的演变与众多作家作品的涌现，全国文学与地域文学的流动和交汇。在向省作协老前辈董大中先生请教及切磋中，感受到他对后学的真诚襄助与悉心指点，他对山西新文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和重要贡献。三年半时光云和月，我终于完成了这个课题，成果也似乎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本是一个临时性的课题，想不到却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

　　一

　　我是从当代文学研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的。1978年，我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留校任教，被安排在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按照学校的规定，留校青年教师读书助课，不上讲台。于是我遵照指导老师高捷先生开列的加长书单，从现代文学读到当代文学，包括文学史、作家作品、文学理论等，囫囵吞枣读下去。其实，我更偏爱现代文学，但系里要我转向当代文学，因这一块的教学力量亟待加强，于是我就以当代文学为主了。其间，还在母校刚刚复刊的《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评论《重评〈“三年早知道”〉》。

　　1982年后，我弃教从文，从高校调到文联作协，先从事编辑工作，后转入专业写作，一直坚持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涉猎的方向有作家作品特别是山西作家作品批评，小说方面的研究重点是乡村小说与短篇小说，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集中于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全国重要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六七百篇，出版评论著述十几种，代表性著作有《马烽小说艺术论》《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2014年完成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先后获得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促使我从当代文学转向现代文学的“诱因”有几个方面。一是2014年，由我牵头邀集评论界同仁杜学文、傅书华，策划“山西新文学小说文丛”课题。这一课题被省委宣传部列为扶持资助项目。在文丛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深感山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大潮中的重要一脉，但现在基本被埋没了、淡忘了，使人们误以为山西新文学是从40年代根据地文学开始的。今天有必要去重新发掘、梳理、研究。二是我对自己当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从事这一行已经三四十年，虽然置身“现场”，也有一些成果和影响，但自己的创新在哪里？又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建树？坊间有传言：研究古典文学的看不上研究现代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的看不上研究当代文学的。根源在于当代文学研究门槛较低，缺乏学术含量。三是对当下文学批评界的感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坛不是“江湖”》的文章，提出当下文坛包括创作与评论，有浓郁的“江湖味”。各种各样的文学圈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一个批评家要恪守学术、敢说真话，那是步履维艰的。而研究现代文学，可以避开现实的、世俗的干扰，进入较为纯粹的学术空间。当然，进入现代文学研究，也有学术专业、学术规则上的种种限制与难度。

　　二

　　而促使我转向山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研究的，还有一个重要“诱因”，那就是省作协老前辈董大中先生对我长期、有形与无形的影响。

　　董老师生于20世纪30年代，晋南人氏。初中肄业，后曾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一年。他在太原当过教师、机关干部，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批评家》主编，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他少有远志，坚持自学，潜心学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成果丰硕，特别是山西新文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创造性开拓与贡献。

　　青年作家王姝曾在2018年《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文中说：“在山西文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一座研究所。此言不虚。”“董大中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撰写的学术性文章和专著在1300万字以上，他用研究成果真正诠释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这句话的内涵。如今83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年约40万字的创作产量，在整个学界也是不多见的。”

　　董老师涉及的研究领域既宏大又精微，他是从鲁迅研究开始，走向中国现代文学、山西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鲁迅研究系列著述七本，如《鲁迅日记笺释》《鲁迅与林语堂》等；高长虹研究系列八本，如《鲁迅与高长虹》《狂飙社纪事》等；赵树理研究七本，如《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评传》等；中国与山西现当代文学研究十八本，如《胡适和他的时代》《巨人卫聚贤》《“山药蛋”这一派》《读小说记》等；人类文化学系列六本，如《文化圈层论》等；山西文史系列二本，文学创作九本。总计57种，1430多万字。201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董大中文集》。此外，他还主编有《赵树理全集》《高长虹全集》《高沐鸿文集》《石评梅集》《高君宇集》等。

　　可以说，著作等身的董老师以他的一己之力，建构了山西新文学的资料库、研究库。他的研究，带动了全国对高长虹、赵树理研究的深入开拓与大幅提升。但他的研究也是寂寞的，他对山西新文学及作家作品的发掘，并未受到全国尤其是山西学界应有的关注、重视。只记得多年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本新著，工整地署名、钤印，送给我。虽然我不搞现代文学，但都珍藏起来，想着总会用上的。

　　20世纪80年代初，董老师在《山西文学》做评论编辑，我们就相识了。1985年《批评家》创刊，他积极地调我做编辑，但因没有正式编制而未果。1988年，我调到《山西文学》当编辑，与董老师同在一个单位一个院里，他是我的前辈、老师，可谓过从甚密。在作家协会，董老师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因为年轻时曾患脑膜炎，听觉受损，别人说话他听不清，他说话又很用力，于是干脆少说话、不说话，见面只是笑一笑，点点头。他“闭耳塞听”，沉浸在广大而丰富的学术世界中。为了搜集文史资料，他常跑北京的图书馆、山西图书馆、山西档案馆；最常去的还有太原几家文物市场，每个周末就见他匆匆往返，淘回自己喜爱的“宝贝”。

　　2020年，我开始做“中国新文学中的山西文学”课题，董老师的著作、文章成为我的必读资料；他收藏的各种藏品，都免费向我开放。董老师成为我最可信赖的导师。因为交谈的障碍，电子邮箱成为我们常用的通道，三年中往来信件在百封以上。他为我能够成为同道而高兴，总是及时、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提供他掌握的资料，既往的直呼其名变成了“崇轩兄”。他热忱地说：“你现在是学术研究最好的时期，山西新文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常常到他家里去搜寻资料。他住在一处二层小楼，地下室结构复杂、十分阔大，呈刀把形，通道两旁全码着整齐的纸板书箱。一个作家或两三箱或五六箱资料，旁边标注名字，如赵树理、高长虹等都有六七箱。一次，董老师为我找常燕生的资料，搬走上面的四五箱，才找到所需要的。他吃力地搬上搬下，竟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是那样纯真、快乐。

　　三

　　一部新文学史是由不同的文学时段、不同的文学思潮、不同的地域文学等元素构成的。自然会有主干、主潮，但也会有枝干、支流。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意收藏、研读各种版本的新文学史，颇多收获，也有思考。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把1919年到1949年的新文学历史分为四个时期，突出书写了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思潮，是一部开创性、奠基性的新文学史。钱理群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于1987年，把新文学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每段十年，著者认为“现代文学”不仅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同时是一个本质性概念，是一部开放性、现代性的新文学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86年出版，是一部分体文学史，全三卷共29章，内容宏富，分章论述的作家有110人，涉及作家600余人，评述作品2000余部，论及的山西作家作品甚多，是一部集史料、细读、灼见于一体的现代小说史。

　　新文学矿床是一脉丰富、深厚、阔大的文学“聚集地”，它是由众多“矿体”构成的。如上所述以及各种各样的新文学史，都从一种视域、一个侧面发掘、书写了新文学史，都不可能穷尽原初的、全部的文学史。很多时候，如文学观念的限制，史料资料的短缺，倒是很容易把某段文学、某种现象、某些作家，给遮蔽、误读、遗漏了，成为文学史中的“空白”。这就需要后人不断去深挖、重写。

　　“开垦时代”是鲁迅对山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一个精辟概括。他在1933年6月20日，给太原一个叫“榴花艺社”的文学社团的一封信函中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短短四个字，表现了山西新文学的发展态势，体现了鲁迅对山西文学的谙熟和肯定。那时的文学，是自由的、开放的、流动的。山西作家中的部分精兵强将，活跃在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大城市，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影响了周围乃至全国的文学。正如董大中说的：“二十世纪山西人民向中国文学界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高长虹发起成立的狂飙社。狂飙社的核心成员属于山西籍的是高长虹、高歌和高沐鸿，写出堪称独树一帜作品的也是他们。”但作为重要文学社团的狂飙社，在文学史中开始是淡化的、否定的，后来是简化的、模糊的，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和恰当的评述。董老师历经一二十年的探幽发微、梳理考证，弄清了高长虹与狂飙社的来龙去脉，澄清了高长虹与鲁迅的矛盾冲突。我在董老师的研究基础上，写出了高长虹、高歌、高沐鸿的文学综论。我认为，重新发掘、评价山西新文学，可以窥见中国新文学发轫时期的种种“独特风景”与“演变轨迹”。

　　四

　　中国新文学史中的文学思潮，是一个重要问题。许多文学史都把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作为主潮来论述，用它贯穿历史，选择作家作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称：“当我们谈到‘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指由‘五四’开始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后来的众多新文学史，虽然概念、表述有变，但思想观念一脉相承。

　　我在发掘、研究山西新文学中，发现山西文学思潮并非简单、趋同。山西新文学的第一批作家大都是在“五四”之后登上文坛，如高长虹、高歌、高沐鸿、石评梅等，他们最初的创作均是抒发自我、追求个性解放的；运用的创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现代主义，一种是浪漫主义，不能说他们的创作没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倾向无疑是非现实主义的。到20世纪30年代后，又涌现出李健吾、姚青苗、关露等作家，他们的创作现实主义有所增强，或者说一部分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但创作的总基调还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这种倾向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创作，直到40年代中后期。

　　而现实主义的出现，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如田景福写乡村的小说，穗青写抗战的小说，渐渐扬名文坛。特别是赵树理，在长期的民间流浪生活中，探索出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路子，至此山西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落地生根。亦如钱理群等说的：“在‘五四’时期，虽然鲁迅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已经出现，但一般作家更加向往浪漫主义，各种文体的创作中都充溢着强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色彩。”20年代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为主，30年代现实主义崛起，并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形成多元共生态势。这是山西新文学的态势，也应该是全国新文学这一时期的形态，但众多新文学史并未充分描述出这种文学潮流。

　　不同时期的新文学史，有不同的思想艺术尺度，因此进入文学史的经典作家作品，就会不断地有所变动、调整。我们始终缺乏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学评价标准。在各种新文学史著作中，山西作家出现的并不多。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及的山西作家有石评梅、关露、贾植芳、赵树理等。董大中老师在他40年的发掘、研究中，几乎把山西新文学重要作家“一网打尽”了，功莫大焉！他把发现新的作家称为“发掘出土文物”，充满了喜悦。

　　拂去历史尘埃，抛开社会偏见，在新文学的矿床上深挖广揭，发现那些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该是一项神圣而快乐的工作。几年来，经我之手，山西新文学中的一些作家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一类是因个人身份、地位而被遮蔽、忽略的作家。例如，景梅九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先驱，人们淡忘了他还有大量出色的诗词、散文、杂文、小说、学术作品。再如，常燕生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学界却忽略了他纯熟的诗词、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著述。又如，关露被誉为民国才女、红色特工，但她还有众多优秀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这些都应该被写进山西乃至全国新文学史。还有一类是因作品的原因和作者的命运，而被遗忘的。如高歌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最现代”的狂飙社作家，但作品“晦涩难懂”，他个人后来也淡出社会和文坛，因而他的一大批探索性小说就被人们忘掉了。再如，姚青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卓越的抗战题材小说作家，创作出一大批短中长篇小说，但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大学工作，他的作品就深埋在了历史尘埃中。

　　五

　　在中国新文学版图上，山西新文学是其中的重要版块。它的发展与全国的发展大体是同步的，但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一是涌现了著名的文学社团狂飙社以及一批现代派作家，活跃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二是文学思潮全面勃发，创造了山西新文学史上的“开垦时代”，与当代文学中的“山药蛋派”“晋军崛起”遥相呼应。我相信每个地域的文学，都会有自己的建树、特点，把它们发掘、呈现出来，就会形成更丰富、灿烂的中国新文学史。

　　新时期以来，山西出版了崔鸿勋等编著的《二十世纪山西文学史》、屈毓秀主编的《山西抗战文学史》，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这一段，写得十分薄弱，空白很多。董大中老师在这方面收集了海量资料，书写出丰富的成果，但却没有形成一部集中、完整的新文学史。而关注、研究这一领域的，可谓后继乏人。面对这片荒芜的矿床，我油然而生一种“吾不往而无人往矣”的悲怆。

　　遥想一百年前或再前推一二十年，那是一个贫困、战乱、革命、巨变的时代。但恰恰是这样的时代，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激荡下，出现了文学的勃发、辉煌。在山西，新型出版业、印刷业强劲兴起，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书籍、报纸、期刊的生长壮大。大学、中学、师范院校的青年学生，纷纷成立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投身文学创作。据董老师统计，当时创办的期刊就有数百家，文学类占了很大部分。还有许多政治、社科、文化类刊物，也开辟文学专栏，发表文学作品。当然，体制内期刊会办得正规、长久，而社团、个人办的期刊往往难以持久，甚至旋生旋灭。

　　当时影响较大的期刊报纸有《平民周刊》《新共和》《星光月刊》《滂沱》《国鸿》《文艺舞台》《采社杂志》《山西党讯副刊》《太原日报·开展副刊》，等等，而《狂飙》从太原办到北京、又进入上海。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古典型、现代型、通俗型相互竞争。各种文学文体在探索中成长，诗歌、散文、小说、文学批评、戏剧文学等充满生机。正是在这种无序而蓬勃的发展中，文学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复杂转型。

　　面对海量的作品、大量的作者和作家，我的“中国新文学中的山西文学”课题不可能面面俱到、广大精微，只能从一种视域、一个方面进入，在圈定的领域开掘拓展，进而达到“以一斑窥全豹”的目的。我选择了一种文体——小说，因为山西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虽然诸体皆擅，但小说是他们更倾心的一种文体，也更有代表性成果，同时兼顾他们其他文体的创作；我选择了部分社会影响大、创作时间长的重要作家作为评论对象。当时涌现的作家真是多如牛毛，且很多只用笔名，有的后来改弦易辙，有的早已失踪，今天已很难考证清楚了。我选择了中国新文学大潮下，两种类型的作家——“走向全国”的和“守土开拓”的，对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与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细读、研究与评论。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有的有全国影响，有的发生在当时依然连接着今天，我以“历史‘回响’”为章节也作了重点解读。由此三个版块，构成了这本主题性专著。这不是一本体例严密、构架完整、客观中性的新文学史，而是一本焦点集中、背景深广、主观率性的专题性著述。

　　三年半前，我着手山西新文学研究课题时，董大中老师身体还好，他一如既往地清晨起来散步健身，星期日到文物市场去“淘宝”，平时就做他的山西新文学研究，修订他的《赵树理传》《赵树理年谱》，并开始写《石评梅心灵日记》，当他完成这些工程，疫情也已结束，但他的身体和精神却不如从前了，他不再能出来散步、周末去“淘宝”，不再能安坐电脑前忘我的写作。他已是88岁高龄了，但山西新文学研究，还有许多课题待做，还有大量空白要填。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