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批判意识形态道德虚幻性的同时，又阐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义愤和对未来社会道德的期盼，这一道德难题成为马克思伦理学原初语境。破解与重构这一难题，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伦理学思想的理解。

　　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存在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不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在其一生的著作中，他从来没有提供某种规范道德理论。马克思不仅没有规范道德理论，还常常在其著作中批判道德的虚幻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生产所决定的，其自身不具备独立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这里，马克思更加明确地表明，共产主义绝非要构建一种理想的道德形态，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道德。然而，与这种对道德的拒斥相对，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中充满了或隐或显的道德判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的批判，到《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再到《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非人处境的描绘，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的道德关怀。“异化”“剥削”“奴役”等字眼，无不表明无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还是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马克思都表达了一定的道德诉求。马克思对道德的这种“矛盾”态度构成了研究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原初文本语境。正是由于马克思文本中对道德的这一“矛盾”态度，马克思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颇受争议的话题。

　　自由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本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不能从自愿的角度出发来应对自身的生存境遇，为了维持生存，工人往往不得不受雇于资本家，异化构成了工人在私有制条件下的普遍生存状态。此外，自由必须在人与自然和他人的互动中对象化自身。自由需要通过对象化的活动来实现，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和自然的积极互动中才能了解自身。通过这种积极的互动，人不仅创造了自身，还创造了他的世界。但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消极对立的状态，每个人都把其他人看作目的和手段，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权利、契约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生动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支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包括资本家。真正自由的是资本，而非一个个具体的人。人只有在共同体中，并通过共同体，即个人与他人的合作和联系才能获得自由。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克服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抗状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共同体中，人只能获得虚幻的权利和自由。

　　马克思的思想中同时包含两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关心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人道主义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这两个方面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对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来说，时代抛给他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非人处境的描绘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如何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人道主义诉求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表述是十分清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所以，马克思正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中推演出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没有经济学的分析，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维度，但是这种价值追求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过程中引出的结论，而绝非独立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之外的某种价值评价。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理想的命题，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分析，而绝非单纯出于道德义愤。

　　深入考察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我们就会发现关于马克思思想中道德难题的争论，事实上只存在于现代道德的框架之内。马克思确实没有从道德入手展开其理论探索。因为马克思相信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不能诉诸道德判断，否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肯定会使人误入歧途。所以他力主从第一国际的文件中删除要工人阶级诉诸“道德和正义”的话语。尽管马克思认为道德观念不能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对道德的态度：使用道德词汇永远以共同具有某种社会制度为先决条件。诉诸道德原则来反对某种现存的事态总是在某种社会的限度之内做的事；要反对这种社会，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不以该社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词汇。对于这种词汇，我们只能在现存社会无法满足的欲望和需要的表达方式中找到，即要求建立一种新社会制度的欲望和需要。这种新社会制度的欲望和需要，应当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事实上，马克思在谈论伦理价值时并非没有主体性，他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建构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人类视角。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所以，新社会制度的欲望和需要始终体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最高命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认同研究”（20&ZD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