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知生莫如师”，这句话是成立的。可能更成立的是后一句话，“知师莫如生”。很多学生对于老师的了解，可能是更加深切的，体会也是更加深切的。作为一名老师，真正赢得学生和同事发自内心的尊重，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发自内心地对刘奔先生表示尊重，某种意义上是想要继承他的思想事业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足以告慰刘奔先生的在天之灵了，他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

　　学生辈系友、学生辈读者和学生辈作者

　　大体上说，我和刘奔先生有三重关系：一是“学生辈系友”，二是“学生辈读者”，三是“学生辈作者”。在这里，我不是有意为之地加上“学生辈”这三个字。在座的各位跟刘奔先生是“系友”的，可能只有我自己。当然，我和刘奔先生在学校读书时没有交集。尽管如此，我对于刘奔先生应该说有相当多的了解，因为我很尊重的杨魁森老师和刘奔先生是同窗，而且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挚友。我曾听到杨老师谈论最多的就是刘奔，他经常跟我们讲刘奔先生的为人和为学，特别是对刘奔先生的使命感、忧患意识的认同。我正是从杨老师这边更多地了解到了刘奔先生。当然，杨老师谈刘奔先生，肯定会更深切一些，但我在此作为“学生辈系友”应该是可以讲一些的。

　　我和刘奔先生的正式见面，只是有限的几次。作为“学生辈读者”，我自上大学时就养成了阅读学术期刊的习惯，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复刊后的《哲学研究》和《读书》杂志等。我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些刊物。从这个角度说，我是《哲学研究》的忠实读者。由于《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的刊物，所以在我的大学时代读的最多的就是《哲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就有刘奔先生的一些文章。他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他写的理论文章，还有他写的评论性的文章。

　　我和刘奔先生更亲切的关系是“学生辈作者”。我是1982年本科毕业，最早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是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认识的内容和形式二重性的文章。1988年，我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是当期的首篇。在刘奔先生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所写的一篇评论性文章中，其中就有半页的篇幅提到了我的这篇文章。对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鼓励，而且是一种引导，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学界、《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界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其他刊物所不可比拟的，我们这一代人能成长起来和这两个刊物非常相关。作为刘奔先生的“学生辈系友”“学生辈读者”“学生辈作者”，我的研究非常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这两个顶级刊物。

　　强烈的使命意识、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

　　从刘奔先生身上，我有三点非常强烈的感受，即强烈的使命意识、强烈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在这里，我加了“强烈的”这三个字，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首先是强烈的使命意识。在这方面，刘奔先生和我的导师高清海先生之间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高清海先生的《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一文的一大突出特色，就是探索如何在理论、历史和现实的聚焦点上，以理论的方式展现现实。刘奔先生和高清海先生的共同特点就在于，他们都把个人的命运、哲学的命运，同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乃至人类的命运放在一起，具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意识。他们以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甚至改变人类的命运为目的，来从事哲学研究，他们从来没有把哲学当成一个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东西，而是把哲学的命运同国家的、民族的、人类的命运真实地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每位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人文情怀，都会对人类命运有一种焦虑，对人类未来有一种期待。每个人的使命感的程度可以说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从事文科特别是哲学研究，就要有三个重要的积累，即文献积累、思想积累、生活积累。从文献积累的角度来说，回忆和重读刘奔先生所写的理论文章尤其是评论性文章，用“强烈的使命意识”来形容它们无疑是恰当的。刘奔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刘奔”，首先取决于他的强烈的使命感。

　　其次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强烈的使命意识同时赋予了刘奔先生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的全部理论文章包括评论性文章的主旨、立意和追求，都奠基于他对问题本身的把握。我经常讲，“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这就是说，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所谓理论研究，不外乎是我们以理论的方式，或者说用我们的理论思维去捕捉、发现和提出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刘奔先生在他的理论文章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很多文章尽管都不是很长，但是具有强烈的启迪性和震撼性。我自己常想，作为一个搞哲学的人，可能最重要的是四种力量：一是理论的洞察力，二是理论的概括力，三是理论的思辨力，最后能达到理论的思想力。这四种力量的最基本前提是能够把握到问题的理论的洞察力，我觉得这一点在刘奔先生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

　　最后是强烈的批判精神。我认为，真正的学者应当是人格上相互尊重、学问上相互欣赏。中国学界存在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就是缺少学术批评，要么“捧杀”（大量的没有任何真实感受的书评），要么“棒杀”（以商榷之名说他人的文章一无是处），要么“抹杀”（对于很有影响力的东西一片沉默）。综观刘奔先生所写的大量评论性文章，可以看到他的旗帜是非常鲜明的、其观点是非常犀利的；不是简单地“捧”，而是入木三分地提意见。

　　另外，我还想强调一句。其实，很多《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编辑老师，我在发表文章之前都没见过。然而，中国的哲学的历史，确实同这两个刊物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这代人能够成长起来也是同这两个刊物密不可分的。当年我读到在座的何中华老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时，其署名单位就是“山东省莒县供销社”，而不是“某某研究机构”或“某某大学”。在认真拜读了何中华老师的这篇文章之后，我确实能感到这篇文章已经达到了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水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正因如此，我今天不仅仅是怀念刘奔先生，我也很怀念那个时代。我觉得我们只有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学风，并且能够把它坚持下去，中国的哲学界才有未来。

　　（作者系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