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重视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不单是重要学术议题，更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不能充分解释自身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个不能善于定义自身的国家难以永续前行。可喜的是，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全二册）》于近日出版。该作品立意高远，视野宏阔，结构严谨，重点突出，脉络清晰，体现了勇于创新与系统集成的特点，是目前不可多得的阐释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之新作。

　　首先，该作品体现中华文明的容纳之量。众所周知，“文明”虽然定义甚多，但总体而言，是指某一特定的人类集群，或者指该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文明是人类从较为原始的采集狩猎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城市生活和国家阶段的产物，往往拥有较大的人口、经济规模和辽阔的疆域，也有可能涵括多个主权国家、民族或族群以及多种语言、习俗，同时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形态和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样态。

　　其中，有三项指标尤其值得措意。一是“文明规模”。一个文明必须基于特定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从而得以拥有和孕育相应的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及疆域面积，同时产生与之匹配的精神成果且愈益积累，形成或强或弱的社会政治整合力、科技创造力和军事力量。二是“人口规模”。这是指影响一个文明的规模性和总体能力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指在相同或相似价值观和社会政治认同基础上形成凝聚力的大量人口，而并非处在强权国家的统治下，价值观和社会政治认同并非一致的“臣民”。三是“文化—技术能力”。顾名思义，这是指一个文明的精神成果的积累、社会政治整合能力、科技创造能力和军事力量的集合，与该文明数字意义上的规模性即人口数量、经济体量、疆域面积相对而言。

　　中华文明毫无疑问皆具如上特质，从“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再到禹铸九鼎、殷周之变，该书采用了诸如良渚古城、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郑州商城等最新研究成果，极其信服地阐明了中华文明以其博大的胸怀、以强大的团和作用将多元的文明凝聚成一个整体，才有了中华数千年文明强势屹立于东方。

　　其次，该书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消化之功。中华文明不仅厚重，而且活力无限，它会把很多不同文明的优良元素在漫长的历史融合中化于自身之内，该特点殊为难得。这在该书第五章《六合同风》、第六章《汇聚融合》、第七章《四海一家》、第九章《多元一统》部分展现得尤为明显。全书用丰富的事实、典型的器物和严谨的论证，说明了中华文明是一种乐于且善于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开放体系，形塑了极为恢宏的文明格局。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无时无刻不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丰富了自身，也馈赠他者。此饱经岁月检验而屡试不爽的容纳与消化，最后积淀内化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精神。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特别重视对自身历史的传承与借鉴，具有浓厚深沉的历史意识。

　　立足今天，我们的消化之功依然有效且趋于升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始终秉持拓宽理论视野的心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最后，该书启迪我们要讲清楚中华文明的永续之道。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一定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这一重大命题。放眼未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尤为关键，如此才能更深入把握自身文明的永续之道，也才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既是对近年来文明史研究的集大成，又对建构自主的中华文明史知识体系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发掘。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