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人们不易将作为高新技术代表的机器人与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宗教联系起来思考，例如不易将机器人视为宗教学研究的对象。但在国际学界，通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视角观察或阐释机器人（或AI）、人与机器人关系的研究已非稀奇。其中，中国、日本和欧美学界都有从佛教视角阐释人机关系的尝试，例如日本机器人工程师森政弘（Masahiro Mori）的思考就颇为引人关注，加拿大学者博罗迪将其称为“佛教机器人学”（Buddhist robotics），日本学者中村武史则称之为“机器人佛教哲学”（Buddhist philosophy of robot）。
森政弘和佛教机器人学
顾名思义，佛教机器人学是在佛教视域下对机器人、人机关系做的人文思考。在此，它特指森政弘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相关思考，森政弘从佛教思想中吸取灵感，用以缓解人在机器人认知和接受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旨在促进人之意志与机器人技术的和谐共存。
在文集《机器人中的佛性：机器人工程师对科学和宗教的思考》（1974）序言中，森政弘指出，“为设计机器人，就必须理解人本身”，“佛教教义是理解人本身、尤其是理解人之心灵的最好途径”。作为日本机器人工程学的领军学者和机器人大会的发起者，为回应“工程师无哲思”的指责，森政弘从1969年开始修习禅宗和大乘佛教，但他并非出家僧侣或佛教学者，而是禅修爱好及实践者。同时，他致力于从佛教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为企业提供咨询。在森政弘的思考中，对佛教和机器人工程的理解是并行深化的，也是交融共进的。森政弘虽出版了《机器人博士森政弘的佛教入门》《学会退步——机器人博士的佛教观察》《亲子佛教入门——将忍耐变得有趣的技术》和《佛教新论》等著作，但其对佛教的思考并非严格的学术论证，而是技术与人文双向结合的成果：一方面，他在讨论佛教时经常列举工程或机器人领域的案例；另一方面，他在分析人机关系时并不会经常引经据典，而是依托其自身的修行感悟进行论述。在这个意义上，森氏佛教堪称“世俗佛教”或“实践佛教”。
佛教机器人学的要点
佛教机器人学是从佛教哲学出发理解和阐发人机关系的观念和方式，尚未建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森政弘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森政弘在《机器人中的佛性》中指出，尽管他和同事们在设计机器人时并未将叫作“佛性”（buddha nature）的东西植入机器中，但机器人同世间万物一样天然具有“佛性”，因为佛性是“开展一切的原则或法律”，它“既不真实也不虚幻”，它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不仅存在于有机生物中，也存在于无机物中。众生平等而具佛性，是佛教基本理念，可见于《摩诃止观义例纂要》和《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佛教经典。而森政弘的贡献在于将这种佛性说引入到了关于机器人以及人机关系的讨论中。他将古老的佛教哲学与当代机器人技术联系起来，认为佛教观念可促成人与机器的和谐——
从佛教视角来看，人与机器之间并无主仆关系。两者融合在不可分割的实体中。人并不通过制服机器来获得尊严，而是通过承认机器与机器人同样有着弥散在自身之中的佛性。如是行之，人们便有能力设计好的机器并付诸善用。如此，人机和谐也就达成了。
对森政弘来说，机器人不仅可能是让人感到恐惑不安的技术存在物，也可以是超越物质的精神性存在。机器人的佛性或佛教式精神性消弭了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促成了人机协存。森政弘还希望从这种机器人佛性观和人机关系中得到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例如，他受人机关系启发，认为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是互动关系，而非单边关系。他认为如果物的佛性得不到尊重，那物就会向人类显露獠牙。森政弘在《机器人研究与人类——为了未来的机器人工程学》（2014）一书中指出，“给机器人赋予自我意识是多余的。机器人本是已悟道的存在，不像人类一样执迷”。他还指出，人与机器的共存有助于人自身的发展与演进，“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有必要与机器共存。当人与机器共存时，就会出现在前机械时代的人本不具有的特质”。
第二，森政弘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指出，佛教观念在日本人机和谐观念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以人机和谐共存为基本特征的日本机器人文化受到宗教教义影响，所谓宗教教义是指神道教、佛教、道家、儒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神道教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但森政弘认为，是佛教而非神道教在日本人机和谐文化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在尊重机器人的同时，也不失去自我的主体性，这才是佛教的精髓所在”。他甚至认为，在人类与机器人之间产生理想共存关系的过程中，“是人类向机器人学习，以机器人为师，向机器人表示尊敬”，他倾向于将两者的并列表述写为“机器人与人类”，而非“人类与机器人”。
第三，森政弘在《机器人中的佛性》中指出，人机关系出现问题时，人应首先反思自身欲望，人与技术物的和谐才是出路。面对“制造机器是人类自毁道路”的“反机器极端观点”，以及关于“机器人对人的异化”的指责，森政弘坚持人机关系是中性的。他的相关观点还包括：人们不应单独批评机器，机器人和人都应被纳入人机关系中进行考量，并试图找出两者的优点；人不断被私欲所牵引，做出了负面的事情；机器并没有那些长期困扰人的“自我主义”；机器是人的意志的反映，如果反映的是人邪恶的意志，那机器就会将邪恶的东西放大十倍甚至百倍；机器在本质上只是在行使人的意志而已，机器并没有自我，人的“自我”和“自私欲望”才是问题所在。他还曾在《机器人研究与人类》中指出，赋予机器人自我意识是多余的，因为机器人本来就是“悟道了的存在”，不像人类一样执迷。
第四，森政弘在随笔《恐惑谷》（1971）及相关发言中指出，为避免机器人引发的“恐惑谷效应”，佛手、佛像可成为义肢和机器人外观设计的模板。森政弘指出，人形机器人玩具常会激发人的“亲和感”，但当机器人或假肢达到一定类人性并露出非人破绽时，就会引起人的排斥和不安，从而跌落到人心理承受范围的谷底，即“恐惑谷”，除非它像健康人一样。他建议机器人设计应规避这个谷底。鉴于此，他认为与其制造外表和触觉诡异的高仿真假肢，不如使其像更易让人接受的木质佛像式手臂。在他后期修订的恐惑谷效应图示中，健康的活人不再处于人们接受程度的最顶端，而是并非真正形似人而超越人之存在经验的佛像取代了真人。
第五，如日本学者中村武史所言，森政弘对于年轻人参与机器人大会的思考也与佛教体验结合了起来。1981年，森政弘开始组织机器人竞赛，比赛后来演化为国际性赛事。他指出，参加机器人设计和制造大会的初中、高中及大学生虽并未学习《金刚经》等佛教经典，机器人大赛也并非宗教活动，但他们通过比赛不仅能够体验竞技与进步，还能获得类似于“学习自己就是忘记自己”的宗教体验。这意味着，在沉迷于机器人设计和制造的过程中，年轻人进入了与机器人融为一体的、忘我的状态，这就似乎超越了主体和客体、我与它之间的二元对立状态，在不经意间即经历了《金刚经》式的教导。
跨文化视域下的佛教机器人学
机器人不仅是科技问题，也是人文议题。森政弘的佛教机器人学是从工程师视角思考科技人文的典型案例，是日本机器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机器人学获得关注，绝非因为森政弘将看似相去甚远的佛教和机器人即兴拼接，而是基于他作为工程师和佛教徒而对机器人和人机关系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思考。在他看来，人与机器人的共存是必然趋势。他尝试从佛教哲学中找到思想资源，以促使机器人等技术更好地与人类共处。在西方机器人想象和伦理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佛教机器人学为理解机器人和人机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森政弘同样意识到了技术可能会引发消极影响，但他希望规避这种影响。此外，他利用佛教观念将机器人纳入“众生”范畴，在佛教不再为当代日本社会所广泛熟知的情况下，佛教机器人学或能引发相关读者对何谓佛教的认知兴趣。作为从佛教理念出发的人机和谐共存愿景，佛教机器人学整体上明显有别于西方宗教文化对机器人和人机关系的理解。
从理论上讲，佛教视域下的人机和谐观难以被西方文化所直接接纳，且已有欧美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西方基督教文化土壤不易孵化出人机协存的机器人文化。既有实证研究表明，相比信仰东方宗教的年轻人，信仰基督教、犹太教的年轻人对机器人的接受度更低。在基督教教义中，世俗之人并没有“造人”的权利，篡改上帝造人图纸的企图让机器人似乎“生而有原罪”，从中也产生了“世俗造物主的焦虑”。西方宗教神学传统重视真人与假人、有灵魂与无灵魂的区别，机器人往往会“低人一等”。此外，机器人还在当代逐渐演变为人之负面譬喻，例如机器人常被用以形容没有情感或灵魂的人。这些都有别于佛教“众生平等”观念视域下的人机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佛教也不会强调机器人“非我族类”。在欧美文化中，特别是欧美大众文化或科幻文化中，甚至出现了“机器人恐惧症”和“机器人抵制运动”。再比如在德国文化中，学界多有关于仿真机器人如何令人感到恐惑不安的美学及心理学思考，但鲜有人机和谐关系的理论构建。
从实践上讲，佛教机器人学不仅是佛教理念指导技术实践的思考结晶，也是和谐机器人文化构建的积极影响因素之一。机器人文化（例如特定社会如何理解机器人和人机关系），对于社会实践中的机器人研发、设计、销售、应用以及人机关系实践等各环节都有影响。同时，因为既有机器人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几乎不可能存在完全适用于所有社会文化的机器人文化和伦理。既保有共同的总体价值取向，又符合人类社会文化生存特色的机器人文化，才能更好地被接受与应用。服务于实践是佛教机器人学的本有之意。有日本学者认为，佛教可能比西方哲学和机器人应用伦理学更适合日本的机器人工程师，而且在许多日本机器人工程师都研习过西方相关作品的情况下，佛教机器人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思维引人关注、脱颖而出。近年来，国内关于机器人的人文思考逐渐增多，也出现了提倡人与机器人协存的声音。相比欧美社会对待机器人的谨慎态度，中国和日本社会对于机器人进入日常生活都持有更宽容的态度。如何借鉴佛教观念处理好人机关系、使其服务于萌发中的中国机器人文化的构建，值得中国学界继续关注。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