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的一面棱镜，技术理性批判不仅重构了以人本主义为底色的技术价值观，而且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尽管在具体讨论现代技术与伦理价值、政治效应、生态后果、社会性别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存在分歧，但他们始终把技术批判与制度批判结合起来的做法，决定了其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理论特征。

　　以技术的合理性问题为理论主题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理性与技术的高度融合催生了技术理性，人的理性获得了稳定的物质形式，不仅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作为一种追求效用的世界观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然而，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及其现代化实践却证明：科技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启蒙理性的弊病和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较早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他在《论科学和艺术》一文中指出：构筑于科学和理性之上的启蒙文明非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激起了人们的种种不合理欲望并使之陷入道德败坏——如怀疑、猜忌、虚伪、傲慢等。此后，尼采、齐美尔、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等现代思想家又从不同视角对技术合理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成果。但他们大多基于抽象的形而上学和文化哲学的立场，不仅没有找到造成技术异化的罪魁祸首，而且把技术本身误认为造成现代性问题的根源，采取悲观、质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对待技术进步，以至于最终陷入反技术主义的泥淖之中。

　　与上述思想家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秉承马克思的“技术—社会批判”传统，把技术问题置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框架中，综合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与价值、政治、自然、女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而非技术本身，才是造成社会全面物化的根源，致力于弥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断裂，重建技术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形塑一种彰显人本主义精神的技术伦理观。

　　“合理性”（rationality）作为一个评价性或规范性概念，指的是对人的行动是否合乎规律性与目的性的评价，实质上就是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矫正和完善现实生活。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技术合理性的追问不是从经验层面谈论具体技术及其使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而是在确证现代技术扮演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双重角色的前提下，重审它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卢卡奇主张以批判理性反对物化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反对作为顺世哲学的实证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新阐释“控制自然”的观念、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等看法，事实上都是为了改造被资本裹挟的技术理性及其现代价值体系。他们把技术是否有利于发挥人的主体性、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是否有利于促进女性解放作为评价尺度，主张科学技术朝着人性化、民主化、生态化以及去性别化的方向发展。

　　以价值批判和制度批判的双重逻辑为理论进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之初就深受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浸染和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晚近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病理学诊断，从哲学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维度，展开对技术理性泛滥及其社会后果的深层批判。正因为他们始终把价值批判与制度批判结合起来反思技术异化现象，才使其在众声喧哗的现代性批判浪潮中独树一帜。

　　从哲学价值观批判的维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构成了“理性”的基本内容——前者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后者追求人的自由，他们强调只有在价值理性规范下的工具理性才能使社会良性发展。然而，近代自然科学在把人们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使理性越来越走向数学化、工具化和形式化，至此“理性”退化为失去价值理性指导的工具理性。这种对理性的片面理解，又使实证主义哲学大行其道，消费主义文化和“控制自然”观念也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由此导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人与自然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哲学和消费主义扼杀人的否定性思维与批判性精神加以控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传统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及其生态后果展开批判，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强调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文化进行挞伐等，无一不是从哲学价值观批判的视角揭示技术理性的内在缺陷，表达了对当代资本主义高度一体化及其全面控制人与自然的强烈不满。

　　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维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使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控制着人和自然，资产阶级借助现代技术大肆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使原本蕴含于科学技术中的价值理性及其解放潜能被逐渐消解。换言之，科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在于“欲望满足”，通过科学技术的转化能力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政治的公共领域引向非政治的消费领域，使之过度沉湎于炫耀式消费的平等假象，从而赢得了公众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支持和忠诚，并进一步巩固了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可见，虽然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给人们带来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它在本质上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最终彻底沦为资产阶级“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有效手段。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再三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而非技术本身是造成人和自然异化的罪魁祸首，主张通过哲学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实现“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协同发展。正是基于价值批判和制度批判的双重维度重新审视技术的合理性问题，才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至于像人本主义、生态主义等思潮那样陷入反对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极端立场。

　　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理论旨趣 

　　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信念，把高悬于“天国”的技术之思拉回“人间”，从价值、政治、生态、性别等不同视角对20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后果进行激进批判，为人们挣脱科技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奴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从文化批判之维检视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放策略。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更侧重于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前者着眼于主体性或生态理性原则，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之路，要么主张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总体革命，要么强调通过“红绿”联盟的生态政治革命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解放。卢卡奇极力反对技术理性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指出通过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重塑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于人类整体利益提出废止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譬如，高兹主张以生态理性限制经济理性，奥康纳提出以“生产性正义”替代“分配性正义”，福斯特认为必须进行生态—社会革命，为技术的合理化和生态化转型奠定社会基础，从而实现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后者致力于从文化工业、消费异化、身份政治等视域洞悉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主张以批判理性、交往理性、性别意识等不同方式使作为个体的人走上自由解放之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更多地是依靠文化意识形态维系其统治合法性。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自我救赎的希望投向彰显个性的艺术领域，如马尔库塞以“新感性”范畴改造现有技术系统。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父权制意识形态和统一的“女性经验”对妇女的宰制，指出女性解放的关键在于个体的差异性而非执着于身份认同，把弥合性别鸿沟的新技术视为女性解放的潜在力量。此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结合消费社会、速度政治、非物质劳动控制等现实问题，探究孤立无援的个体究竟该如何冲破现代性牢笼。尽管他们的拯救方案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却从未抛弃实现个体之自由和解放的理论承诺。

　　总的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从哲学价值观视角考察理性病变的思想根源，以重塑技术的人文主义向度，而且从社会制度视角提出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技术合理运用的前提条件。这种把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革同人的价值观变革相结合的拯救之道，既有利于克服人本主义技术哲学家停留在思辨哲学层面的空洞性，又有利于避免工程主义技术哲学家囿于技术系统内部的狭隘性，由此彰显其现实性和理想性相契合的精神气质。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孕育于科学与技术高度一体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因过于倚重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路线，最终从技术批判滑向道德乌托邦。因此，在今后的技术研究与实践中，必须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立足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历史新阶段，既不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搞全盘照搬，而要“有分析、有甄别”地汲取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养分，从而更妥善地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性别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都市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研究（22CKS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