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年来中国宗教学研究，整体上仍以教别研究为主，以哲学为主体学科视野，辅之以历史学、文献学和社会学等视角，聚焦“宗教中国化”问题域展开了一系列有益讨论。理论建构上，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涌现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同时，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关切，以学术映照现实，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提供了学理支撑。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加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建设。新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成果呼应了这一要求，其中包括：系统梳理马克思本人的宗教观，并论证其理论化意义；讨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中国的开创历程与特点；从指导原则、学科属性和研究方向等方面，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建言。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宗教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曾传辉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奠基，要从马克思本人的宗教观和宗教论述中寻找理论和方法论资源，更要切合我国学科发展实际来界定它并回溯其历史。同时，通过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开创时期（1949—1978）的主要特点，黄艳红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术体系已经开始从中萌芽。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宗教工作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历史经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涵。不少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的宗教政策展开了研究，这是目前相关领域研究主要的着力点。譬如，毛胜梳理了毛泽东关于宗教研究的论述，指出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批判神学”的内涵和要求，尤其是毛泽东“出入佛道”对宗教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及其对农村宗教问题的调查思考，为后继的宗教研究提供了范例；何虎生、汪文慧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作出研判，认为其现代化转型主要落脚于宗教与现代化具有兼容性、宗教治理制度与宗教治理效果具有统一性、宗教治理与社会治理具有一致性这三方面；关于新时代宗教治理，于飞等学者探讨了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有效路径，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着力点。

　　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历代各大外来、本土宗教的健康有序发展，无不系于对中华正统的政治认同，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鲜明的神学批判立场是相通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要把对经典作家宗教论述的系统性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宗教工作经验有机结合起来，提炼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体而言，要处理好批判神权意识、神学思维与团结信教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传统宗教与政治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传统宗教观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从而增强各大宗教的社会主义政治认同。

　　教别研究：中国宗教学主体性探索

　　综观近年学界对几大宗教及民间信仰的研究，佛、道教领域以经典、历史和思想研究为主，基督教领域侧重经典教义、传播现状、来华传教士研究等，伊斯兰教领域探讨中国伊斯兰哲学、反极端主义等议题，民间信仰领域持续关注仪式与基层生活。在选题取向和问题意识上亦呈现出新特征，譬如，开始回应如何确立中国宗教学的学科主体性、如何完善中国宗教的话语体系、如何理解和表述宗教中国化等一系列事关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大问题。

　　佛教领域以义理与解经为进路，多有建树。譬如，李四龙从北朝晚期佛教释义学中，提炼出“义章”这一以唯识思想诠释中国佛教的重要概念等。另外，还有学者关注佛教史、概念史等佛教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历史视域中的信仰与文化认同等议题。譬如，圣凯提出以观念史作为研究和解释的方法，有助于呈现“佛学”亦宗教亦哲学的特质，由此避免刻画静态化、抽象化的历史而促进还原生活世界的具体情境。道教领域当前聚焦于宗派教派研究、地方道教科仪与社会生活互动研究、道教思想与文化现代性研究等几方面选题。盖建民指出，在深化道教义学基础上坚守“本土立场”，是道教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在未来的定位与方向。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领域，以解经学为取径的内在研究与以社会学研究为取径的外在研究两头并进，前者有关宗教经典教义的讨论和阐释，后者则涉及当下与历史中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联。

　　以上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宗教学的发展，但总体而论，教别研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提升不足的问题。我们在全方位收集本土宗教经验的同时，却鲜有将这些经验提升凝练至关乎宗教学主体性的理论高度。换言之，我国教别研究往往倾向于以“化约”的态度，把研究对象“还原”或“分解”为其他领域的元素（如哲学、历史、文化、制度）进行研究，却忽视了宗教何以为宗教（即“宗教本质”）这一宗教学的核心议题。故而，在教别研究中如何给予研究对象以恰当的理论关怀，从而在对宗教的现代学术诠释中真正开显出内在于宗教经验的思想文化意义，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方法论问题。龚隽《宗教史研究如何面对经验与文本》一文提出的突破文本局限的宗教哲学研究范式，可当作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性探索。佛教素有精深广博的义学传统，但同时现代哲学的内涵外延及其以问题论证为导向的方法论观照，却会不可避免地消解一部分佛教建立在其宗教经验之上的义学阐述。面对这一困境，龚隽以民国佛学家欧阳竟无为代表的“经验为宗、理性推度为辅”的内学研究为方法来源，启发当下佛教研究“从佛教经学的内部来做思想的阐发”，将宗教经验内化于佛学解经中。

　　同时，社会学和人类学取径的宗教学者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人文研究往往令具体的宗教世界隐匿甚至消失在概念、框架及理论的分析之下，而徒留一个“去经验和背景”的宗教。范丽珠提出，中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需从中国社会历史本身来观察中国宗教，并回到宗教社会学的广角理论来认识中国宗教体系的诸多特质，这是一个亟须进行的范式转换工作。这一研究转向，实则与前文所述的内学方法论转向异曲同工，同样是因为学者们见到了各自领域的研究中宗教“本体性”的藏匿或“不在场”，由此而产生的追问与思考。以对中国宗教及其信仰方式变迁的考察为线索，重新检视宗教思想的历史情境、社会实践、组织互动等，或既可丰富宗教理论的中西对话，也能为宗教治理提供解决方案。

　　宗教中国化：以宗教学理论中国化为先导

　　“中国化”是当前中国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宗教学领域贯彻“宗教中国化”，就是要在新时代对中国宗教历史与现状作出新的阐述，在学理层面为中国宗教建立中国价值认同。近年来“宗教中国化”的成果涉及宗教中国化的历程、方式、理论，以及各大宗教“中国化”的具体问题。

　　不同教别的研究在“中国化”探索上取径各异，但都指向一个目标，即认为“宗教中国化”研究是要通过解答具有中国特质的宗教理论与现实问题，完成对中国宗教的理论重建。一方面，“中国化”研究的现实取向要求这门学问必须观照具体文化与社会的现实情境，宗教学理论的建立亦奠基于此。正如卓新平提出，宗教研究在“谋心”之外，更是“谋事”之学。“中国化”之“化”，乃在于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思想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譬如整体性哲学构思、圆融统摄的辩证思维特色、和谐和顺的家国观念等。又如李天纲对当下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现状的观察表明，“中国化”研究亟须加强与中国历史、中国现实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化”研究，即从中国历史或当下的宗教现象中发掘和提炼宗教共性，这便需要认识并遵循诸种宗教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存续的普遍规律。如张志刚认为，“本土化”（localization）是宗教史研究的一个常用概念，各宗教在跨时空情境中以不同方式实现本土化、民族化、地域化、处境化、时代化等，合乎“本土化共相及其生存发展规律”。

　　具体而言，以“人间佛教”相关的研究为例，这一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研究关注的重要理论。近年来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探讨，主要围绕“人间佛教”的社会组织模式、信仰诠释方式、仪式及其功能等议题展开，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性之下佛教神圣性如何被构建以及被理解和践行的可能性等。譬如，业露华认为，人间佛教是理论的、历史的，佛教在人间是现实的、实践的。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需要走人间佛教发展之路，需要在教义理论、僧团建设等方面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张文良提出，以文献为中心的研究可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从佛教的立场解答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这种解答的过程是未来人间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再以道教中国化研究为例，一个共识在于，道教文化资源富有中国文化原创性内容，可以为构建本土宗教话语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宗教中国化”研究依旧行在路途中，多方学者致力于构建的“中国化”宗教学理论体系也尚未功成。学界面临的一个窘境是，宗教学基础研究往往在一个颇为局限的理论空间内开展。深度上缺乏语文学的深耕细作与力图回归思想探究的方法论魄力，广度上又难以通过延展学科边界、借援人文社科其他领域的知识体系来充实自身的理论视野，从而鲜少将基础研究放置到更丰满的历史情境与思想脉络中，并提炼出普遍性的理论意义。

　　新近研究中呈现的一些思考范式，不失为对治这一局面的有益启发。譬如，唐文明在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讨论中，沿着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径，以宋儒宇宙图式为线索，对中国思想史中的宗教性给予了关注。而龚隽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用思想史的方式再现了北宋儒佛关系，认为理学佛教观要从唐宋思想的关联与转型中去探究。这两种研究，一个是从中国思想资源中理解宗教性，另一个是将宗教性经典置放到中国思想史中，构成了某种双向生产的过程，可以说是从不同视角为宗教学实现学科更新、“宗教中国化”获得方法突破，而指出可行的方向。

　　更进一步地，“宗教中国化”研究之道所最终构建的中国宗教学原理之果，还应把握中华文明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这两个方向。中国人的宗教观经过先秦轴心时代人文理性思潮的洗练，逐渐形成在形上超越中葆有对世间万有的理性关怀，在思想上主导了各大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中国化”研究要求站在中华文明高度，阐明几大宗教在“中国化”实践中融贯于中华文明的内在机制。同时，历史上的“宗教中国化”，也是各宗教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下交融汇聚、共同缔造并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国化”研究要把“大一统”故事内化到中国宗教史叙述中，不断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研究中，在宗教学中夯实中华民族认同。

　　世界宗教秩序与经验：发挥宗教学经世之用

　　作为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建设的新生力量，国别和区域研究既涉及人文、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基础研究，也包括国际贸易摩擦、反恐国际合作、外交危机公关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考察。正如李建欣指出，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对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持续关注全球性、区域性的宗教热点问题，尤其关注宗教在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构成性影响，总结各国宗教治理经验与教训，主要围绕宗教与现代性、宗教民粹思想与“去极端化”经验、国际格局与区域宗教治理经验等方面展开。

　　较为突出的是关于宗教与现代性的讨论。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在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中，催生出不同的路径。李华伟分析了“美国（宗教）例外论”和“欧洲（宗教）例外论”的由来及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并试图寻求超越两者的理论解释路径；许宁宁从神佛关系的逆转切入看待日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萌生；还有王宇洁等学者反思了伊斯兰与现代性研究的几种理论范式，在学术史中先后经历了从理性化到世俗化、再到多元化以及历史循环论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表明，以现代性为标准对宗教进行规范和衡量时，其自身也会陷入难以回避的风险与隐忧。

　　亦有不少研究剖析了宗教民粹思想的成因、策略和后果，并探讨各国宗教的“去极端化”经验。譬如，陈昕彤分析了天主教民主党瓦解后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机会空间，同时以意大利联盟党为例讨论右翼民粹主义试图将宗教问题纳入自身政治话语的策略。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去极端化”经验也受到关注。安高乐的研究将宗教极端主义导致恐怖主义的路径概括为信仰危机—渐进灌输—担任新角色—走向极端化四个阶段，分析了英国为此采取的以预防、追踪、保护与准备为主的“去极端化”措施。

　　关于宗教问题介入国际格局与秩序，郑筱筠指出，加强东盟各国的宗教变量作用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宋晓艳等学者的研究则以政教体制为基础，对世界宗教法律治理状况进行考察。譬如在政教分离体制下，法国坚持宗教严格义务取向的共和法治模式，美国采取“宗教宽容”的自由法治模式，而在政教合一体制下，伊朗奉行真主统摄下的国家主义法治。

　　关于区域宗教治理经验，亦有不少成果。例如，郑友洋通过田野材料分析菲律宾基督会教徒的宗教认同。马文婧以泰国伊斯兰教管理为例，探讨伊斯兰教治理与国家整合的内在关系。徐以骅讨论了2020年美国大选在宗教领域的基本特点，剖析大选后美国宗教政治的大致走向。以及，针对“一带一路”区域宗教风险，杨莉、梁娟娟、张熙分别以新加坡、苏丹、白俄罗斯为例讨论相关的应对措施。

　　全球化时代，宗教对世界格局和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不仅国际间的竞争与较量往往借助宗教的形式和媒介得以开展，宗教本身更是成为大国博弈和区域整合进程中的结构性力量。同时，以区域和国别为战略依托的世界宗教研究将会成为以后中外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能否处理好国际宗教问题，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和时代责任。关注世界宗教世俗化、现代化与公民化的发展趋势，辩证处理好宗教健康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对共建国际宗教秩序提出前瞻性观点，是当下我国宗教学研究一项不可推卸的重要资政任务。

　　结语

　　梳理近年来中国宗教学研究成果，在“中国化”方向和“全球化”视野上做出了精进探索，取得不少突破，但仍有诸多未尽意之处。以其中两点为例，首先是碎片化，多纠缠于宗教的细枝末节，较缺乏问题意识导向与中华文明全局统摄；其次是理论提升不足，经验研究少有关注宗教本质和宗教发展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宗教学的真正开显。总体而言，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发展道路，应秉持“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智库性的”总体原则，在对宗教的诠释中融摄多学科视角、开拓创新方法论，并以全球视域和本土诠释呈现中国宗教的精神特质、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