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数字化时代获取知识的新需求，11月5日中国辞书学会在第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向全体会员发出了“大力弘扬中国辞书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议。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辞书作为文化的浓缩和体现，是传承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载体，构建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对文化积累与文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产生于中华文化积累 

　　我国最早纂集经传文字训诂的辞书《尔雅》，由秦汉时期的学者缀辑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包括丰富的古代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今天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后代出现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辞书及专门研究雅书的学问“雅学”。如清代王念孙用10年时间为《广雅》作注，详加考证，就古声以求古义，改正原书讹误，写成《广雅疏证》。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指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载体，因此整理文字、编纂辞书的工作是“本立而道生”的大事，并强调了辞书编纂在学术传播、政治教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历代有许多学者研究《说文解字》，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如清代段玉裁为阐发《说文解字》体例而写《说文解字注》。

　　1710年，清康熙皇帝命张玉书、陈廷敬编纂大字典，钦定它为“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并命名为“字典”，后世称《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以明代《字汇》《正字通》为蓝本，汇集大量先贤言论，作为字义内容的证明。历代辞书就是这样通过不断传承和创新，在积累、传播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

　　清末民初，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社会语言也发生了极大变化。20世纪初，陆尔奎觉得应该有一部适应时代的新辞书出现，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的慨叹，认为“欲求文化之普及，亟应创编辞书”，决意编纂《辞源》。1915年，《辞源》正编面世。在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代里，《辞源》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1928年，舒新城接任《辞海》主编，对标美国《韦氏大词典》，重点收录当时的新词语，如“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山东问题”等时政词语均收入在内。其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气焰极为嚣张，收录这些敏感词语十分冒险。但《辞海》收词释义坚持中国人的立场，反映了当时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出版后在社会上广获赞誉。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黎锦熙以辞书作为国语运动、汉字改革重要成果的体现与标志，他说：“要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惟在‘大’辞典！”鉴于近代以来欧美各国和邻国日本都有大型辞书问世，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尝试编纂《中山大辞典》，明确指出“《中山大辞典》之编纂体例与英国《牛津大字典》大致相同”，“集我国单字辞语之大成”。这足见他不甘落后西方、建设辞书文化的信念。

　　服务于中华文明传承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的中国当代出版精品与特色版本展区域，陈列着各种版本的《新华字典》。从泛黄的1953年第一版到崭新的第12版，记录着一个国家前行的脚步，浓缩着几代人的记忆。195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受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邀请，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主持编写《新华字典》，于1953年出版。魏建功曾说：“字典不是就当前若干个人的意图做记录，而是把祖国语文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归纳起来给广大读者作参考，悠久的文化一定要批判地继承。”《新华字典》发行70年来，成为基础教育的必备工具书，为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识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1956年，新华辞书社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并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建词典编辑室，组织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大家从收集词语、制作卡片做起，1958年词典开编，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初稿。1965年试用本完成，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凝聚了吕叔湘、丁声树两位主编和全体编写人员的智慧和汗水。作为规范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各种语言规范的载体，随着语言生活实际的变化而不断修订。

　　1957年，舒新城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获得批准。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3年《辞海》（未定稿）内部发行。1979年3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向国庆3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此后，《辞海》每10年修订一次，2019年出版的第7版已收录近13万个条目，约2350万字、1.8万幅图片。

　　1975年5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广州组织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讨论制定《1975—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规划。《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是其中的重头辞书项目。《汉语大字典》全书8卷，1990年全部出齐，收录5万多个楷书字头，逾2000万字；1999年启动修订，用时10年出版。《汉语大词典》全书13卷，前后历时18年，1993年全部出齐，共收词37万条，逾5000万字；2012年第二版启动，计划出25册，目前已出版至第9册。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接着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历时15年编纂完成，共74卷，覆盖66个学科，共77859个条目，12568万字。为适应时代需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已于今年初集中发布，共发布50万个网络版条目、10卷纸质版图书，系统总结了国际国内各领域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

　　弘扬中国辞书精神 

　　伟大的实践催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中国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中国辞书精神则是中国精神在辞书实践上的具体呈现。中国辞书精神的内涵为“文化担当的爱国精神、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执着专注的工匠精神、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文化担当”。在中华文明传承的伟业中，中国辞书人具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并为此甘于寂寞、字斟句酌、一丝不苟。

　　西汉末年，扬雄在都城长安街头，手握毛笔，向各地人士询问方言异语，并在随身携带的白绢上记录，用了27年时间完成《方言》这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许慎撰写《说文解字》，“博问通人”，“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经过20多年的推敲、修改，直到准确无误后才让儿子献给朝廷。

　　《辞源》的编纂过程艰苦复杂。主编陆尔奎为《辞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最终积劳成疾，目力受损甚至失明。吴泽炎主持《辞源》第二版修订工作时已经70岁，星期日和节假日从不休息，坚持做第一手资料，读书抄卡片，在20年时间里，他一人就做了数十万张卡片。

　　1984年春天，84岁的语言学家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夙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他每天早上8点研墨，连续伏案8—10小时，每天3000字，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都不闻不问，一直到1986年辞世。这本字典最后在他弟子手中完成，大家将其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20世纪30年代，已在汉文典籍领域久负才名的张怡荪看到藏文辞书由印度人和欧洲人主导的局面，下决心编写《藏汉大辞典》。1945年，张怡荪编出《藏汉大辞典资料本》。1985年，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藏汉大辞典》才正式出版，令人遗憾的是，张怡荪已于1983年逝世。

　　辞书编纂繁复而单调，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对集体编写的辞书来说，个人的努力和贡献融入集体的工作之中，难以独自呈现。《辞海》修订版于1979年出版，5000多名专家用20余年完成了夙愿，而署名的只有数百人；《辞源》第二版汇集了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人才，参加编纂工作的主要人员有109人，封面未署主编的名字；《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参加编纂工作的有300多人；《汉语大词典》第一版参加资料工作及编纂的人员前后有1000多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先后动员了全国两万余名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撰稿，他们各自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所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不同国家文化的交流互鉴，需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品牌辞书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助手，是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这些辞书的多语种外译工作已在积极推进。新时代赋予中国辞书人新使命，面对新时代、新技术的挑战，要大力弘扬中国辞书精神，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