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以相对贫困等为治理重点的后扶贫时代，这就给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是提升群众内生动力、阻断代际贫困的有效之策。其中，语言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更不容小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语言教育扶贫工作，学界对语言扶贫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作用进行了持续深入的讨论，已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为世界语言扶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2011年，国家有关部委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有关要在民族贫困地区推进语言文字事业的意见，对语言教育与扶贫工作的关系作出正式界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及目标定位，对语言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年，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明确强调要通过提升普通话普及率以及建设良好的语言交流环境，为充分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造血”能力打好语言基础。

　　从综合角度看，语言教育的介质作用关乎国家安全建设、城乡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等诸多方面。在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字教育事业应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核心，聚焦基层发展动向和社会发展导向，切实提升国民语言文字使用能力，满足不同群体的语言需求，让语言教育在后扶贫时代发挥更大作用。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已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快速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语言扶贫显然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与更重要的意义。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教育，主要集中在对于标准语言的普及与传播，强调符码的具体构建、交流的便捷呼应、信息的主观习得、成果的客观转化等方面。在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历史文化的演进、社会需求的转变都对语言教育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然而，方言日趋消亡、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缺乏、部分贫困地区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较低、应急语言体系尚未得到良好建构等现实问题表征，都印证了我国当前的语言教育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必须立足时代、立足人民，采取更加有效的发展策略，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首先，大力推进语言扶贫共同治理体系建设。基层教育扶贫干部是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主力军。在后扶贫时代，要不断强化对基层教育扶贫干部的精准培训，解决好“谁去扶”的问题，这样才能有效把握语言扶贫的过程管理和前进方向。语言扶贫是动态多元的过程，需要更加多维广泛的有力支持。第一，要积极引导地方高校、企事业单位投入到语言扶贫的一线工作中来，为语言扶贫引资引智，加强语言扶贫的基础教育研究，拓宽其应用场景与使用领域，不断提升其学术性、科学性、市场性。第二，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对于语言扶贫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技术，打造服务于语言扶贫的产品矩阵，形成智能化的语言数据平台，真正实现语言扶贫数据的村镇共享。

　　其次，切实抓好语言扶贫的“最后一公里”。语言扶贫工作不在一朝一夕，而在于日积月累。在语言扶贫的推进工作中，如何确保政策落实、资金到位、责任压实，已经成为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提升语言扶贫监督与保障机制的运作效率，聚焦主要痛点与核心问题，将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合理并行，做到语言扶贫工作的透明化与高效化，坚决杜绝流于形式的表面工作。语言基本属性与使用功能会以时间、地点等条件为转移，因此要在语言教育中加强对个体差异性的关注，不搞“大锅饭”式扶贫工作，避免在语言扶贫中“一刀切”。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语言扶贫的交流互动机制，实现语言扶贫的因地制宜和成果共享。语言扶贫必须深入实践、深入生活，否则无异于无源之水、空中楼阁。语言扶贫理论和实践的完善要由点及面地进行，尤其要强化语言扶贫应用层面的研究，将论文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科研成果飞入百姓家，实现语言扶贫的种子在基层一线上生根发芽。

　　最后，“多管齐下”打好语言扶贫的基础。受自然条件、经济基础、语言环境等因素影响，中西部等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因此是语言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继续加强网格化的推普工作，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推进推普工作全方位、全覆盖地展开，确保没有任何一户在语言扶贫道路上掉队，让贫困群众共享语言扶贫的切实成果。同时，进一步强化语言扶贫的基础性教育，以接地气、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为广大群众打好语言学习的坚实基础。从经济学视角看，语言的资本属性能够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因此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语言资源，通过发展语言特色文旅产业等，让民族语言文化在未来绽放出更多光彩，使语言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