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汉学家工作书目：中国语言和文化学习者图书指南》（以下简称《书目》）于1934年完稿，受当时政治、经济以及出版社缺少既懂汉语又懂专业的编辑等原因影响，直到2010年该书才由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李福清等人经多方努力，将其出版，2013年《书目》再版时李福清和科布泽夫又作了一系列补充。既往国内学者的研究侧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语文学、中国民族学及文化史成果，对其《书目》的关注较少。该书是俄罗斯汉学工具书的经典之作，目前尚无译本，未见相关研究成果。

　　《书目》内容涵盖多种资讯

　　阿列克谢耶夫《书目》正文包括三个部分（阿列克谢耶夫撰写前两个部分，李福清撰写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汉学家的知识储备和研究环节”。作者从“综合汉学”“汉语文本的附注”“总论书目”“历史和文化史”等多个方面，阐述俄罗斯汉学学科建设、汉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阿列克谢耶夫指出，研究汉学不能局限于俄文文献，应关注国际汉学动态，汉学人才的培养应循序渐进。第二部分为“汉学家著作及参考资料”。作者从“欧洲百科全书”“中国百科全书”“欧洲总论书目”“中国总论书目”“历史书目”“文学书目”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参考资料的重要性。阿列克谢耶夫强调，书目是汉学学术研究的门径，没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研究工作很难深入，很难到位。第三部分为“关于新旧汉学词典及指南”。李福清遵循《书目》的编著目标和原则规范，尽力完善其第二部分“汉学家著作及参考资料”的内容，从“百科指南”“总论书目”“历史书目”“地理书目”“文学书目”等方面，评述推介主要的中外文汉学研究工具书，李福清在编著时同样遵循主题研究的资料搜集、学术史梳理等原则，体现出阿列克谢耶夫重视基础文献整理的传统，“为海外汉学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支持，从中亦可透视百年来汉学的基础文献研究状况”。

　　关于汉学研究方法的论述

　　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汉学是以汉语为基础的各学科的总和，既包括人文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更新了以往的旧汉学概念。他始终将汉语看作唯一可靠的研究工具，主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法国汉学家沙畹等开创的微观研究方法，强调汉语修养，重视文本翻译和研究，资料丰富、考据精细、注释详尽，这也是“翻译—研究—综合研究”汉学研究方法论形成的基础。

　　在对汉学教学与研究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汉学发展趋势，阿列克谢耶夫提出从三个环节进行汉学人才培养：引导式阅读环节，掌握基础知识；充实和提高环节，阅读专业书籍和文章；汉学环节，利用文本材料进行学术研究训练。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要独立地、无偏见地研究所有的中国文献资料，职业汉学家必须掌握汉语，完全不受译文及其他二手信息的干扰。他将研究中国的学者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能够独立地阅读并评价汉文典籍的“文本学家”或狭义的汉学家。第二类是能够有限地阅读汉语文本（会话读本、白话文本、统计资料或报刊文章）的所谓“半个”汉学家。在这里，“半个”不是“缺陷”的同义词，因为这些研究者完全满足于“局部”熟练地阅读汉文材料。第三类是“中国题材作家”，他们依靠别人对汉语文本的不完整描述，以相关批评和一般方法为重要的论断进行汉学研究。

　　阿列克谢耶夫对那些持不使用汉语也能研究中国的观点的人怀有戒心。他警告说，汉学事业面临的重大困难不仅来自报道中国但不懂汉语的人，而且来自由于太难而不愿意重视严肃的汉语文本的学生。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洛马诺夫认为，今天看来，这个评价仍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代中国实行旨在扩大传统思想和理念影响力的政策背景下，对研究者进行汉学培训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必要性。要研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国外研究者必须将狭窄的专业知识与宽广的汉学视野结合起来。只有“文本学家”才能够对理解中国作出重要贡献，并成为学术流派的领军人物。懂汉语的“半个”汉学家需要肩负起研究当代中国的重担。而那些“中国题材作家”的无限扩大只会引起更加消极的后果。

　　参考资料和研究资料的重要学术价值

　　《书目》收录的参考资料包括俄文、中文、日文书籍和文章1217部（篇）。《书目》所列参考资料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如1967年日本学者荒木敏一、米田贤次郎编的《资治通鉴胡注地名索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外，《书目》中还有部分参考资料虽非罕见，但对于相关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1900年英国学者沃纳的《中国描述社会学》所载地图集。

　　《书目》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大学讲授“中国语文学引论”和“词典、参考书、书目”两门课的结晶，是俄罗斯汉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独具特色。在中文、俄文等作品取舍上，该书重在对汉学史发展规律的提炼，选取作品详略得当、重在求“精”。阿列克谢耶夫对研究资料的大量注释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也是他当时学术思想的概括。《书目》有注释639条，许多注释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例如，1904年英国学者道格拉斯编的《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历来被视为记载古籍收藏的罕见“书目”，阿列克谢耶夫对该目录作了特别注释，在注369中提到“编者在著录篇名、著者、日期时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