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布尔迪厄在纳沙泰尔大学做演讲时提到，品位体现在实践（运动、消遣等）和财产（家具、帽子、领带、书籍、照片、配偶等）中作出的选择；品位即这些选择背后的原则。因此，品位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实践属性。

　　布尔迪厄认为，习性是阶级划分的隐蔽原因。表面上看，品位似乎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现象，但实际上它与客观的阶级地位有关。阶级的形成源于生活方式和品位的差异，而品位分化的一个更隐蔽原因就是习性。

　　品位是习性沉淀的结果。习性是在一个人无意识地参与他所处环境的各种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在社会生活中，习性可以将一个人融入一个群体、一个阶层。通过鉴赏能力，我们获得了习性，可以通过个人的品位看到群体的品位，甚至是阶级的品位。比如，被大家视为精英阶层的人群，他们往往表现出精英所应具备的自信行为、高贵外表和优雅作风以及精英阶层的品位。此外，他们还具有共同的信仰、使命和利益需求。所有这些构成了精英群体的习性。

　　布尔迪厄认为，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经济资本数量较多，他们可以任意选择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审美对象，但同时，这种经济上的影响形成了他们独有的习性，“拥有百万资产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像百万富翁那样生活，暴发户常常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知道，被他们看作应受谴责的浪费挥霍，在其新的环境中不过是基本必需品的扩展”。因为习性是永久性的，一旦根深蒂固，就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即使因为某些原因突然改变，但仍会继续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即使一个富家子弟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他仍然不能像穷人那样节俭地生活，一旦挣到钱就会像以前那样消费；即使同一所学校，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的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不同。所以，人的品位的形成与习性密不可分，即使形成品位的经济及文化背景改变了，由于习性的原因，人的品位也不会立刻改变。统治阶级的品位很多来自知识与才能的积累，工人阶级也承认那是高雅的品位，并且希望得到它。所以，统治阶级的品位往往被视为合法的品位。中产阶级为什么会处于竭力效仿统治阶级，而避免认同工人阶级的品位这种矛盾性之中呢？它是中产阶级习性的结果，“禁欲、死板、精于算计”这种习性使他们与统治阶级的“铺张夸耀、大把花钱、慷慨大度”不同，也与工人阶级“节俭进取”的习性不同。习性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品位都是有联系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品位，“我们提习性，就是认为所谓个人，乃至私人，主观性，也是社会的、集体的”。习性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的行为模式和心态结构。中国大多数人欣赏不了西方的交响乐，西方人也听不懂中国的京剧就是这个原因。

　　布尔迪厄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发现，阶级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习性，文化习性是阶级形成的内在因素，社会阶级由阶级习性决定，阶级习性又固化了阶级区隔。

　　习性是个体早期社会化经验的内化，通常来源于家庭和同阶层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性的社会化经验、拥有物和资本，是一种具有深层结构性质的文化母体。习性具有强烈的集体基础，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内化的个体往往共享着相同的习性。相同群体成员的实践往往表现出超越个体差异性的同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而社会各个群体或阶层之间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习性，大致可分为精英文化、中等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三种文化具有区隔、奢望和匮乏的特点。

　　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布尔迪厄认为所有个人或群体都在为维护和强化自身与其他个体的不平等而斗争，而这一差距源于社会内部的阶层差异。布尔迪厄的阶级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其关系方法论，它不同于本质主义研究，后者将内在的、普遍的属性赋予阶级，认为阶级是真理，等待社会学家去发掘和描述。布尔迪厄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变数和无限的可能性，“阶级身份是通过‘关系’构建的，因为它们折射出了阶级之间现有的矛盾”。布尔迪厄所构建的阶级，是由社会斗争所构成的阶层，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是在不断斗争中确定的。

　　布尔迪厄对阶级理论的建构绝不可能回避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理论，他在建构自身的阶级理论时也借鉴了这两种经典理论。马克思对阶级的划分主要考虑经济因素，采取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布尔迪厄虽然认为经济是最终决定因素，但同时也指出不能忽视对生活方式、艺术品位及教育水平的考量，这些符号资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与独立性。布尔迪厄特别吸收了韦伯的阶级与身份群体思想。“对韦伯来说，阶级的概念是一个统计学的建构，用以描述一个人在生活机会的分配中的市场处境，而身份群体的概念则相反，指的是以共同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真实的社会群体。”布尔迪厄将这两个概念纳入他的阶级理论。阶级主要由一个群体的物质条件决定，即该群体拥有的资本量，但该群体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的生存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受阶级习性的约束。“从根本上讲，这种社会配对实际是社会阶层和身份关系的重构，使布尔迪厄能够在社会阶层的框架内综合文化、兴趣、生活方式指标等。”

　　布尔迪厄所说的阶级到底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建构这一理论的呢？首先，阶级在一个充满权力关系的想象的社会空间中发展，任何希望进入这个空间的行为者都被迫认同其基本原则，并为进入这个空间支付各种形式的必要资本。布尔迪厄对社会空间的设想使其阶级理论避免了本质主义的倾向，即对阶级的精确界定。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是通过描述阶级所具有的各种特征与性质来界定的，不是从单一或具体的特征出发，而是不同因素的组合。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定义了阶级所拥有的各种特征和属性，把各种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社会阶层不是由单一的特征……也不是由各种特征的组合（性别、年龄、社会出身、种族、收入、教育水平等），也不是由一系列根据一个基本特征（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排列的特征来定义的。相反，它是由所有相关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构决定的。正是这种结构赋予了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及其实际影响特殊的价值。”布尔迪厄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只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阶级，只考虑经济因素，所以是一种经济还原论。布尔迪厄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用资本的概念来代替经济决定论，指出资本的主要形式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但他并不否认经济资本是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布尔迪厄依据各种资本的数量与结构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来界定社会阶级。他把社会抽象为一个社会空间或社会阶层的领域，其中资本的总和与资本的类型形成一个二维空间。为了表示资本在二维空间的分布，纵轴是资本的总量，横轴是资本的类型（经济资本多、文化资本少，或文化资本多、经济资本少，等等）。将社会空间划分为若干空间，不同空间拥有不同数量和类型的资本，这种划分使我们有可能清楚地看到因资本规模和类型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等级。资本的规模和类型的差异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形成。

　　布尔迪厄把法国社会分为三个阶级：“资本总量的差异决定了由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组成的三个有区别的社会总体结构。”统治阶级在资本总量上占优势地位，包括大学教师、高级政府官员、大企业主、作家等，居于劣势地位的是工人阶级，他们拥有很少的资本，包括服务工人、农业劳动者等，中产阶级资本占有量居于两者之间。在布尔迪厄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同一个阶级中，因占有的资本种类的差异而产生了各种利益集团。在他描绘的阶级结构中，资本总量按照由多到少的尺度构成了一条纵向轴线，横向轴线代表资本类型，其中左端表示经济资本较少、文化资本较多，右端则表示经济资本较多而文化资本较少。统治阶级中的大企业主与金融家具有富足的经济财富而文化资本却相对较少，而同一阶级中的大学教授、艺术家、作家有丰富的文化资本，但经济资本却不那么丰富。中产阶级中的中小学教师与小商贩之间也存在这种对立，中小学教师在文化资本方面富有，而小商贩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由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差异而形成的更加细致的划分，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等。

　　总之，在一个阶级中经济资本较多而文化资本较少的集团构成了统治者。布尔迪厄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划分了不同的阶级，但他所说的阶级并没有固定的界限，而是关系性地建构的，可以说是一种可能的阶级。

　　社会阶级的形成难道只是资本的作用吗？布尔迪厄和他的前辈们的区别在于他找到了一个决定阶级差别的内部要素，即习性。习性使得社会阶级维持稳定的状态，而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改变。

　　习性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形成的？而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又需要如何保持它们的稳定性？根据布尔迪厄的说法，阶级是“一群具有相同习惯的生物个体”。阶级本质上是指使具有类似生活条件和倾向的人形成某种阶级的习性。习性狡猾地控制着人们的选择，不仅可以决定哪些人在某个领域占据特定的位置，而且决定在某一领域占据特定位置的人的选择。另外，它还起到社会指南的作用，将那些在社会场域中处于某种地位的人引导到适合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去。“社会阶级不仅由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而且由与该地位有‘正常’关系（即高统计概率）的阶级态度决定，是由阶级习性决定的。”通过保持自己的习性，人们也保持了他们现有的阶级地位，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习性是维持某种状态的倾向”，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性是很难改变的。如果我们的阶级习性已经根深蒂固，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阶级立场也很难改变。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阶级的结构一经建立，便成为各阶级特有的社会行动。“每个习性都反映出一个阶层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把自己同其他阶层区分开来（例如高/低、穷/富）的象征差别。”虽然消费者对生活用品的品位以及受过的教育水平都与个体的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但是布尔迪厄相信这些都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通常收益取决于一种原因，如果收入和其形成的习性有关，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每个人都会由于个人的进步程度而使自己的财富与地位有所变化，阶级是否也会变化呢？不同的阶级或同一个阶级内的不同成员具有不同的习性，这种不同习性反映出不同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三种可能的社会轨迹：向上的运动，向下的运动以及维持原状”。上升性的移动使人乐观，并给未来带来希望，而下降性移动使人悲观，并对未来产生恐惧，使人感到沮丧和害怕。这样一来，阶级轨迹的变化就内化为人们的阶级信仰。外部的社会流动内化在人们的意识中，积累在他们的阶级信仰中，从而影响他们的态度和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布尔迪厄认为品位是习性沉淀的结果，习性的差异改变品位，品位区分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能力、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以及对文化的理解与认识能力。习性是阶级形成的内在因素，习性决定了社会阶级的划分，阶级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习性，这种习性差异又固化了阶级区隔。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