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是在冷战结束之时，西方世界感到普遍胜利的情况下完成的，书中宣称“自由民主”作为“最后社会形态”已经胜利，世界历史已经终结。福山因此成为“自由民主”的斗士，30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奋斗在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前线。面对21世纪初英美自由民主国家的危机，福山找到“身份政治”作为破解一切问题的突破口，他系统论述了身份政治思想并再次尝试为“自由民主”面临的问题开出良方。
福山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被柏拉图称作激情的概念。后者在《理想国》中描述了人类灵魂的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欲望盲目地驱使人的情感需求，只受欲望驱使的人，一般目光短浅。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在利益的死胡同里发生冲突。灵魂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理性。由于理性，一个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或调节自己的情绪。因此，欲望形式的情感需要由理性补充，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人类进步的基础。然而，对于人类的进步和成功来说，光有理性是不够的，灵魂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激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实现超越和不凡的动力。然而，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被称为历史事件创造者的精英中，而且构建了所有普通个体的灵魂，这些个体以不同程度的激情参与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却没有意识到它。因此，人是一种渴望和思考的存在。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因为人的行为和决定受制于理性和激情，而不仅仅是本能。激情是由人类的欲望驱动的，而人类的欲望是由理性引导的。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或者这些成分中的一个占主导地位，或者它们处于平衡状态。例如，对一辆昂贵汽车的渴望，是由激情引导的，而确定这样的消费是否有回报或个人是否有能力偿还，是理性的职责。幸福是一种被理性平衡的欲望。这两个组成部分的结合又由激情进一步补充。激情是福山关于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
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许多国家中，经济不平等极度加剧，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导致了所谓的“身份”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身份问题是民主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的根源。因此，矛盾之处在于，民主诞生之时的激情动力如今已成为民主的严重威胁和障碍。
福山认为，在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事件背景下，民众、臣民和工人对激情的需求开始变得更加强烈。福山将随后的人类解放和他对权利的扩展，尤其是投票权的要求与激情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激情是19世纪和20世纪民主繁荣背后的驱动力。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事件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普通公民不再认为自己是被动的臣民。工人阶级的代表开始认为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应该被周围的环境所感知和承认。启蒙运动使教会所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失去了普遍的合法性。
身份是由相同的需求、生活和共享的经验、问题形成的，通常也关乎种族、宗教或人种。福山特别提到了生活经验现象在创造身份时的重要性。不同的群体采取了不同的历史路径，他们在“群体间”的层面上体验和分享经验。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形成了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例如，美国黑人少数群体看待自己权利的方式与白人多数群体不同。福山根据身份将社会分为不同群体，这些群体与激情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当前的政治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重新分配财富资源的斗争，而是身份斗争。正是不同身份及其代表的不满导致了如今自由民主的问题。福山强调，某个社会阶层感到被精英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忽视或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这些人感觉不能被社会整体接受；他们感到沮丧，认为某些人拥有“天生”属于他们的权利。一群公民，尽管他们的权利受到自由民主宪法的保障，但仍然认为另一群人（另一团体、政府等）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因此要求恢复自己的权利。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感觉是非理性的。
在福山看来，身份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认同特定群体的成员感觉自己属于一个比国家共同体更强大的共同体。因此，这不是国际层面的争端，而是国家层面的争端。资本主义的国家统一性正在显著削弱，不再发挥调节国家不同公民阶层之间争端的关键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身份要求是国际化的，相似的身份在各国之间相互关联，无视他们自己的公民身份，反对他们的政府和其他身份。
异质性和多样性是西方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共同的活生生的民族经历，而是不同群体感受到的群体经历，投射到他们身份的建构中。这就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创造了大量有着不同或相反需求的群体，他们被不同的偏离主流的倾向联系在一起。身份不是先天的，而是由经验、外部因素、感受和一生的学习经历形成的。
在过去，左右两派的斗争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而现在，按照福山的观点，这种斗争表现为身份的斗争。现在对左派和右派的理解与传统概念大不相同。这种变化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身份政治开始在西欧和美国形成。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社会的特点是社会运动显著增加，其目的是改变政府、政府决定或体制本身。这些运动最常见的主题是移民、妇女地位、环境等。在这个基础上，新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就形成了，21世纪前两个十年的重大事件使其两极分化，形成了今天的身份政策形式。与此同时，传统的左翼选民现在倾向于右翼选民，反之亦然。
这些身份群体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感到自己拥有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觉得自己被社会、精英阶层或外部世界忽视，而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这些团体对“窃取”他们权利的其他团体怀有反感。身份的冲突代表了目标相同的对立群体之间的冲突——实现他们自己的激情，但这个目标概念对于每个群体来说都是不同的或矛盾的。因此，在国家内部出现了大量有着不同要求的群体，他们寻求不同的目标和要求，这种异质性损害了有关国家民主的稳定。
在美国和欧盟国家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右翼民族主义，亦被称为“白人起义”。这种身份主要由社会经济阶梯上排名较低的白人个体代表，其成员也属于某一特定国家的长期公民，他们认为自己是该国家的合法公民。近年来，这一群体开始相信，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倡导少数族裔的权利，忘记了“白人”，他们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再被听到。这群人捍卫着保守的社会组织，不再理解“后现代世界”，在其中“迷失了方向”，因此支持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说“他们的”语言，并为这些群体的代表提供对世界的理解。这个群体的要求是进一步回到“美好的过去”，但这一次它通常是不确定的，因此代表了“美好的过去”神话的一个构造。这一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其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福山所描述的其他身份处于政治谱系的左侧，由捍卫各种少数群体权利和后现代价值的团体所代表，包括各种各样的LGBTQ群体权利运动、“黑人命贵”运动、“我也是”运动、环境运动等。这些群体的共同特征是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感到不平等，因此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右翼和左翼的身份认同很自然地会产生冲突，无法达成共识，因为他们的话语非常不同。
福山论述的身份群体还包括欧洲的伊斯兰教激进主义。他认为，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并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在欧洲犯下罪行的原因。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第二、第三代穆斯林移民的激进化，他们的父母已经接受与西方文化共存，因而他们从小就不讨厌西方文化，他们仇恨的根源不是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而是如何融入西方社会。欧洲的穆斯林社区没有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他们的身份，因为它无法与西方生活方式竞争，其潜力正在变得空虚。年轻的穆斯林，作为一个弱势的少数群体成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成长在一个没有实现平等或尊重的社会，很容易被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的宣传激进化。
福山在分析了身份问题产生的原因后，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加强国家认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起点，因为这是国家在基本问题上团结一致的纽带。福山没有提议将社会同质化，并分解不同的身份，而是强调国家的作用，应该给公民一种归属感。由于自由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的基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福山认为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重要，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人必须接受西方文化在特定地区的主导地位，尊重其规则，不制定与自由民主不一致的平行规则。政治领袖的任务应该是加强社会对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信心，特别是对其明确定义的信心。按照福山的观点，社会的基础不应该是其本身的多样性，相反，不同群体应该找到创造跨身份关联组织的价值和原则。福山无意完全消除身份之间的冲突，但强调这种冲突必须被共同的基础所抑制，这样才不会威胁到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定。民族认同应该成为社会的“结缔组织”，成为建设性地解决不同认同之间冲突的共识空间。对于移民话题不应该两极分化，既不能建立围墙，完全禁止移民，或者相反，完全放任不受管制的移民涌入。解决移民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使移民更好地融入主流文化。然而，这种融合不能采取强制或暴力的方式，而是通过鼓励移民参与既定的国家制度，使其接受主导文化，并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促进就业，提供公共服务岗位，使儿童融入主流学校，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排斥的风险，以及为与主流文化不相容的少数群体打造单独的封闭社区。根据这一原则，国家应努力将少数群体的代表纳入多数人社会的结构中。个人在没有归属感的社会中移动，很容易变得激进，这会导致他对自己的身份形成一个有问题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发挥关键作用，设法激励少数群体的代表融入社会经济体系结构。
福山的身份政治思想可以被理解为他之前思想的延续，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它的辩护。很明显，福山延续了自由民主的常态，认识到自由民主的缺点和风险，但没有试图克服它，而是试图分析它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努力寻找自由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案。福山强调身份既可以服务于分裂，也可以服务于融合的理念。2022年，福山出版新书《自由主义及其不满》，进一步强调自由主义思想和融合的必要性。然而，正如葛兰西所说，“这是旧的将死，新的可能诞生”的转折时代，“历史终结”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可能走到尽头。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