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强调：“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七万多件敦煌遗书，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宗教、社会、地理、民族、语言文字、文学、美术、音乐和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等学科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与二十四史等传世典籍相比，敦煌文书多是原始档案，未经古代史家剪裁，保存了许多未被史家过滤掉的材料。这当然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历史，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具体说来，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为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中古时期的一个地区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研究资料。与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等其他出土文献相比，敦煌文献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涉及的学科和方面较多。仅对历史学而言，就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诸多方面。其次，每件文书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再次，它涉及的时间段较长，自4世纪晚期至11世纪初长达6个多世纪。即使就文书年代比较集中的8世纪中期至11世纪初而言，亦达200多年。最后，全部文书都与敦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或联系。就世界范围来看，具备以上条件的出土文书也为数不多。如果我们依据这些资料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全方位的考察，其成果将为学术界认识中古社会的具体面貌提供一个模型或参照系。这当然有助于推进人们对中古时期社会的进一步认识。对历史学而言，解剖敦煌这样一只麻雀，其意义会超出敦煌地区，而敦煌文献为解剖这只麻雀提供了必要条件。

　　2.敦煌文书为我们进一步研究9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9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是我国西北地区发生民族大变动的时期，但传世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很难据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族情况的汉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公私文书，为我们深入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变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

　　3.敦煌文书还为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材料。敦煌文书不仅对了解敦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许多材料还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一般情况。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属中国古代史的重大问题，但在敦煌文书发现以前，对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对敦煌文书中有关材料的具体探讨，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的认识。

　　4.古代的敦煌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窗口。所以，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我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探索丝绸之路的贸易等课题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与敦煌文书中保存的这方面材料相比，还要做许多工作。特别是在唐代，敦煌汇聚了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地区的文化，这些在敦煌文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文书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将是未来敦煌学的一项重大课题。

　　100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文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

　　但是，由于敦煌文书绝大部分是1000年前至900多年前的手写文字，不少文本的文字写得比较潦草，很多文本保留了现在已不流行的字形怪异的俗体字，一些写本使用了现在已不流行的替代符号，这些都给普通读者阅读带来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由于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流行西北方音，所以敦煌文书中的很多通假也和一般古籍不同；一些具有口耳相传性质的文本，同音替代字（别字）也很常见。显然，如果不将敦煌文书上歧异繁杂的手写汉字释录成现在通行的印刷体标准方块汉字，一般读者直接阅读会遇到很大困难。而且，由于上列诸多困难因素，对敦煌文书的释录难度远远大于一般的古籍整理，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100多年来，中外学者在整理、释录敦煌文书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仍有很多写本尚待释录，已经完成释录的文本也还存在不少错误，所以，对敦煌文书进行全面释录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敦煌学界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笔者多年从事敦煌文书文字的辨认和释录工作，对于如何正确释录敦煌文书有一些体会，愿意分享给同道和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释录敦煌文书的基本依据是文书图版和原件

　　辨认或释录敦煌文书上的手写文字，目前多数整理者主要依据的是敦煌遗书的照片或用照片印制的图版。早年主要是查阅依据原件拍摄的缩微胶片。这套缩微胶片包括“英藏”“法藏”和“国图藏”敦煌文书的主体部分。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依据这套缩微胶片印制了《敦煌宝藏》，流行较广，至今仍是释录敦煌文书需要参考的主要图版之一。这是第一代敦煌文书黑白图版。缩微胶片摄制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摄影设备和技术欠佳，致使不少世俗文书文字模糊，很难辨认，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这批资料的利用。20世纪9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献》（1—14卷）大型文书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俄藏敦煌文献》（1—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和国内诸多藏家的敦煌文书图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46册）。这些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刊布的大开本敦煌文书黑白图版，由专业摄影人员用当时先进的摄影设备重拍照片；印制则采用了当时刚刚流行的电子分色技术；装帧采用大八开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敦煌文书的文字内容，可以据之辨认出绝大部分敦煌文书上的文字。这是第二代敦煌文书黑白图版。第二代黑白图版虽比第一代有很大进步，但仍有少量模糊不清的图版和朱笔书写的文字或修改，以及朱笔句读较难辨识或完全不能辨识。而敦煌文书的彩色图版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以上难题。

　　因为国际敦煌学项目（IDP）的推动，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三大主要藏家的敦煌文书彩色图版已经全部或部分上网。全部上网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部分上网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虽然也参加了IDP，但彩色图版至今未能上网。最近几年，敦煌文书的全彩印图版逐渐流行，日本杏雨书屋的藏品图集《敦煌秘笈》和《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就都是全彩印彩版。目前，“法藏”“国图藏”全彩版也在编辑中，可以预期，未来若干年，各主要藏家的藏品都将出版彩色图版。

　　当然，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还是查阅敦煌文书原件。就辨认文字来说，再好的图版包括彩色图版也远没有原件清晰。我曾经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敦煌文书释录的经验，对释录敦煌文书有个形象的比喻：看《敦煌宝藏》和缩微胶片等第一代黑白图版就像是在夜里行路；看《英藏敦煌文献》等第二代黑白图版像是在月光下行路；而查阅文书原件则像是日光下行路。查阅敦煌文书原件，首先可以改正之前据文书图版释录的释文错误，其次可以辨识黑白图版无法显示的朱书文字、朱笔校改和朱笔句读，再次是可以增补文书图版遗漏的文书和文字，复次是可以辨认出之前释录中遇到的图版不清或完全不能释读的文字。最后，查阅文书原件，还可以了解文书的形态，纠正之前图版拍摄中顺序错误等问题。总之，直接查阅原件可以获得很多照片或图版流失的信息，极大地提高正确释录敦煌文书文字的质量。

　　对于敦煌文书的整理和释录而言，文书图版和原件永远是最可靠的依据。所以我们在释录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时，对课题组成员的要求是：每件文书都要求依据文书图版核对释文，至少核对三遍；核对图版时，要求把释文打印出来，用手指着图版，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在释录过程中，首先是尽量争取看原件。由于敦煌文书的书写情况和保存情况都差异很大，所以就文字释录而言，并非每件文书都需要查阅原件。很多文书抄写规范，图版上的文字也很清晰，这类文书一般不需要查阅原件也能比较准确地释录文书上的文字。但对那些图版上的文字比较模糊的写本和有朱笔添加改动的写本，以及现有图版被纸张叠压的文字，就需要查阅原件来解决。也就是说，就单件敦煌文书整理而言，查阅原件也可能不是必需的。但如果是批量整理、释录敦煌文书，要想保证品质，查阅原件就成了规定动作。所以我们课题组在编纂《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过程中，每卷的定稿都有去英国查阅原件的程序。

　　正确处理敦煌文书中的俗字

　　辨识和处理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很多现在已不流行的俗体字，是正确释录敦煌文书的首要问题。第一步是要辨认出写本上的俗字相当于现在流行的哪个汉字。辨认这些俗字需要使用一些专用的工具书，古代的有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辽行均的《龙龛手鉴》，都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唐宋间流行的俗字。现代的有潘重规的《敦煌俗字谱》、金荣华的《敦煌俗字索引》和黄征的《敦煌俗字典》。此外，一些专业辞典、字典也保留了不少敦煌俗字。如《汉典》《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和《中国书法大字典》等。在实际释录工作中，我们用得比较多的是《汉典》《敦煌俗字典》《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

　　把俗字辨认出来以后，在释文中如何处理，目前在敦煌学界也存在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处理方法。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倾向在释文中保留俗字，将正字置于圆括号中，放在俗字的后面。这样做的好处是读者可以比较多地了解原件上的信息，缺点是会妨碍读者阅读，降低阅读效率。而且相当数量的俗字在目前的字库中没有，需要大量造字，会给释录、制版、排版带来很多困难，不仅容易增加错误率，出版成本也会大幅度提高。有些俗字形状怪异，也很难造出与其形状相同的方块字。考虑到绝大多数读者阅读敦煌文书释文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或研究其内容，并不关心其在写本上原来的字是俗字还是规范字，我们课题组主张向学界提供净校本释文。所谓“净校本”就是在释录中将可以辨识出来的俗字都直接释录成规范汉字，不保留俗字原型。“净校本”敦煌文书释文方便读者快速阅读，少量语言文字研究者希望了解写本的俗字情况，可以直接查阅文书图版。其实，真正要研究敦煌写本上的俗字，肯定是需要查阅文书图版或原件的，因为只有图版和原件才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俗字的原始形态。

　　但因为对敦煌俗字的定义是模糊的，所以，即使在“净校本”的框架范围内，我们的课题组成员还是会因为某个俗字是否保留发生争执，这时候就需要平衡各种专业工具书来确定最终如何处理。比如“筭”，在《敦煌俗字典》中是“算”的俗字，将这个字直接释作“算”应该说是有依据的。但“筭”在《汉语大字典》中是正字，而且在《说文解字》中就有了。虽说该字在《说文解字》中的含义是计数的筹码，但在敦煌文书流行的中古时期已经有了“算”的含义，在古代典籍中也有具体用例。这表明以上两个字在《说文》中是不同的字，具有不同的意涵，中古时期“筭”和“算”的意涵有了重叠或交叉，但“筭”仍是具有两个义项的独立的字。这样看来，将“筭”看作“算”的俗字就不太合适了。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筭”作“算”的含义时，采取保留“筭”的做法，不将其看作“算”的俗字。因为《敦煌俗字典》对俗字的定义相对比较宽泛，所以我们在具体认定俗字的过程中，经常要通过平衡该字典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专业辞典的相关定义才能最终确定如何处理。

　　俗字不但定义是模糊的，还是具有时间性的。某一时期的俗字，到后一时期有可能会变为正字。比如“国”“为”“兴”等字，在敦煌文书中分别是“國”“爲”“興”的俗字，但现在都是规范的正字。考虑到俗字的这种流动性的特点，我们在确定敦煌文书中的俗字时，就以唐宋元时代的字书为最权威的依据。如敦煌文书中出现《干禄字书》和《龙龛手鉴》等字书中列出的俗字，我们就可以肯定其为俗字。

　　敦煌文书中的形近易混字

　　如何处理敦煌文书中的形近易混字，也是整理、释录敦煌文书时经常遇到的棘手问题。

　　形近易混字和俗字具有一定关联。在关于敦煌俗字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是字形相近的偏旁和部首可以写作同形或者说可以相混。如瓦、凡；瓜、爪；雨、两；日、月；目、肉；衣、示、方；扌、木；牛、丬；亻、彳；广、疒；文、支、攴；、罒；艹、等。上列各组在敦煌文书中都可以混同。我们在遇到这类字时，可不必拘泥其偏旁和部首的具体形态，应主要依据文义来判断由这类偏旁部首组成的字的归属。在上列字形相近可写作同形或可以相混的偏旁部首中，一些同时可以是独立的汉字，如瓦、凡；瓜、爪；雨、两；日、月；目、肉；衣、方；文、支等。以上各组偏旁部首在作为独立的汉字时，在敦煌写本中当然也是很容易相混的。

　　在我们整理和释录敦煌文书的长期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非偏旁部首而字形相近的汉字亦可混用的字例。这类字也常常为正确辨认敦煌写本的文字造成困扰，如“策”“荣”二字在敦煌文书中就可以混同。

　　以上两个字能否混同，我们经过了一番曲折的认识。就《敦煌俗字典》所列举的字例而言，这两个字的字形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初我们一直想从字形上对这两个字加以区分。就该字结构而言，过去一般认为“艹”和“”容易混淆。而“策”的上部是“”，“荣”的上部是“”，因此我们曾试图依据这两个字的上部构件来进行区分。后来发现，“”和 “”也是可以相混的。如S.2060《道德真经李荣注》：“利害不能干，辱同忘，贵贱无由得。”依据文义，上引“”当为“荣”字，其上部结构应为“”，但实际这个字的手书与“艹”“”很难区分。既然“荣”和“策”的上部结构可以混淆，我们又曾试图从这两个字的下部结构的差异来区分。但后来我们发现，“荣”和“策”的下部结构也是可以混淆的。如S.2053《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中有“不早虑所以赈救之，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从文义来看，以上“”字肯定是“策”，但其字形又确实像“荣”字。这样，“策”和“荣”的具体形态就无法区分了。如何处理这一现象，我们课题组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建议将上列“”释作“荣”，校改作“策”，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但经过反复考虑，我们还是决定将其直接释作“策”字。

　　对这个字的不同处理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诠释思路。认为应该将其释作“荣”，校改作“策”者，其实是认为抄写者将“策”误写成了“荣”；直接将其释作“策”，也就是认定在手写文本中，“策”和“荣”在形态上是可以相混的。我们认为，在两个字容易混淆的情况下，主要应依据文义来确定该字到底是哪个字。在几十年的敦煌文书整理、释录实践中，笔者已经确定了十几组形近易混字，包括：“策”“榮”，“收”“牧”及“牧”“枚”，“先”“光”，“北”“比”，“遣”“遗”，“莖”“莁”“筮”，“巠”“巫”，“至”“誈”“誣”，“今”“令”“合”，“免”“兔”，“免”“兑”，“弟”“第”，“服”“眼”，“坏”“怀”，“君”“居”，“损”“捐”，“形”“刑”，“苦”“若”，“素”“索”。

　　如何解释写本时代的形近字同形或可以相混的现象，目前敦煌学界尚在探索之中，或者是将这类字当作俗字看待，或者是将其当作误字看待。但如果将其看作误字，按校勘学的惯例就应该校改，这样做虽有道理，但明明知道两字可以相混，又释作误字，校改作正字，似有无事生非之嫌。如果将其视为俗字，似又不符合目前对俗字的种种定义。我们目前采用的办法是，遇到前列各组形近易混字，即使其在文书中的具体字形偏向一组中“甲”“乙”两方中的“甲”，但根据文义应该是“乙”，我们也会将其直接释录为“乙”，而在校记中说明其在文书中字形的差异。

　　选用参校本

　　有一些敦煌文书在传世文献中也保存了下来，还有一些敦煌文书保存了相同内容的不同抄本。遇到这样的情况，使用相同内容的不同版本或抄本相互参校，不仅有助于了解敦煌文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异文情况，对于正确辨识写本上的文字、提高释文的质量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少文书抄写不规范，底本的文字龙飞凤舞，很难辨识，如果没有参校本，很难读通。而且，在遇到难以辨认的文字时，每个释录者都难免受到预设的心理暗示，即如果你预设所辨认的手写文字是哪个字时，你的判断总会有意无意地向你的预设倾斜，最终导致错误的结果。这种情况虽然是每一个敦煌文书整理者都会尽量避免的心理陷阱，但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其实又是很难避免的。如果有了参校本，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很多苦苦思索无法认出的文字难题，往往都可以在与参校本的对照中迎刃而解。

　　所以，在我们课题组的整理工作中，对参校本有严格的要求：某文本如果有传世本，即以传世本为参校本；某文本如果在敦煌文书中有相同抄本，即以另一敦煌本为参校本；某文本如果既有传世本，又有敦煌本，即以以上两种文本为参校本。这就要求在具体的整理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尽量找全所有参校本。因为敦煌文书和传世文献都是海量的，所以，检索参校本也是正确释录敦煌文书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至于如何检索参校本，因为传世本的参校本一般是典籍，检索相对比较容易，依据一般的目录、数据库或通过网络都可以查找。敦煌文书中的参校本，早年主要通过《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所附的索引检索，近年有了《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查找敦煌文书中的同名写本就更方便了。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索引都是参考成书前敦煌学界关于敦煌文书的定名汇集而成，难免存在遗漏和错误。所以，如果是批量整理、释录敦煌文书，还需要整理者搜集敦煌学界对敦煌文书新的定名成果，或全面查阅目前所能见到的敦煌文书图版，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检索到相关文书的参校本。

　　就敦煌文书中的同名文本而言，是否列为参校本，还有一个遴选和确认的问题。因为敦煌文书是写本时代的产物，很多是个性化的抄本，其具体情况远比印本复杂。不少同名的写本，内容却差别很大；有些不同名文本，内容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对敦煌文书中的参校本的确定，基本原则是从严，只有两个写本内容大致相同，仅文字有差异，才列为参校本。部分文字相同可以参校，但不列为参校本。当然，就文字辨认而言，无论是找到内容完全相同的文本还是部分内容相同的文本，对提高释录的质量都会有所帮助。

　　最大限度地参考以往的整理、释录成果

　　因为敦煌遗书已经有100多年的整理历史，所以很多文书都已经有人整理释录过，我们在对某件文书进行整理时，当然要参考以往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但由于敦煌遗书内容庞杂，及其在各收藏地点按流水编号上架排列的特殊性，检索对某件敦煌遗书的研究信息并非易事，不能像查阅其他研究信息那样通过论文目录就可以大致检索出来。所幸现在已有《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和《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可以方便地按号检索英、法、中三大藏家相关文书的整理、释录和研究信息。以上两部索引分别出版于2001年和2009年，两书出版后的研究信息还是需要释录者自己搜集。我们课题组在这方面的要求是：释录每件文书时都要把以往的整理成果搜集全，不允许遗漏特别是不能遗漏新的和重要的整理释录成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参考这些研究信息，还要将其列在每件文书的释文后面，使读者可以直接了解有关该文书的研究信息。

　　但如果长期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释录和研究，或者对敦煌文书进行批量整理，还是应该对重要的释录成果翻看触摸一番，这也是必要的学术积累。

　　限于篇幅，有些与正确释录敦煌文书有关的重要问题本文未能涉及，如敦煌文书中的替代符号、方音通假字、同音替代字等。此外还有缀合、定名、定性、定年等问题，也都是在整理、释录敦煌文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