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记载上古时期君王文告以及君臣间谈话内容的记录，是儒家五经之首，素有“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之誉。唐朝史学家刘知几以为：“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当代英国汉学家彭马田认为，《尚书》体现着中国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的根源，它揭示了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再到当今时代的连续性。且其还认为，除非读《尚书》，否则不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尚书》之真理深意贯穿中国历史文化，于世界而言更是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属“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地理位置的相近以及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使其很早就开始接触《尚书》，并进一步展开了丰富的诵读与研究。因此，日本尚书学发展成熟，《尚书》也由此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不同面貌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尚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

　　历史上，《尚书》曾广泛传播到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是形成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基石。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已记载中国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尚书》更是在6世纪就已传到日本并和中国一样被尊为官学教材。可以说，作为中日古代官学的教科书，《尚书》承载着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古代文化记忆。

　　《尚书》在日本的传播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古代日本时期、江户幕府时期、明治时期、21世纪。古代日本时期，是《尚书》传入并得到传播的初始阶段。根据文献记载，513年，《尚书》就由朝鲜的五经博士段杨尔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古代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604）中即有引用自《尚书》的内容，如第七条中的“其贤者任官”“克念作圣”分别出自《尚书·咸有一德》中的“任官惟贤材”和《尚书·多方》的“惟圣罔念作狂，惟克念作圣”。到奈良时代（710—794），元正天皇将其奉为大学寮（相当于国子监）课程教材之一。平安时代（794—1192）以后以《古文尚书》十卷（陆善经注）为代表的多种注释本传到日本。但这一阶段囿于人们的认知水平以及对汉字的熟悉程度，《尚书》仅在皇室、贵族、僧侣等小范围群体内传播。到了江户时期（1603—1868），江户幕府奉朱子学为官学，《尚书》被尊为经典，掀起一波研究热潮，大家辈出，群星璀璨，成果斐然，以藤原惺窝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对《尚书》的研究远远超越了之前主要限于传播、阅读的层面，而完全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江户时期可以说是《尚书》在日本传播的发展阶段。

　　明治前后，西学东渐，《尚书》研究逐渐与近代学术交融，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尚书》的各种注释本、现代日语译本等得以快速大量印刷普及。因此，这一时期的《尚书》与普通受众间的关系逐渐密切。但明治时期又是一个重要拐点，在此之前，《尚书》受国家政权支持，作为经典被奉为圭臬，朝野上下对《尚书》的接受程度不断提升，由阅读理解到学术研究，由传承文化到思想承继。但明治之后，西学东渐，《尚书》所包含的东方儒家思想，并没有随着《尚书》的大量发行而普及，其地位也开始被西学动摇、影响。可以说，明治时期是《尚书》在日本传播的转折时期。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的《尚书》传播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尚书》研究者们还引进了一些现代西方的观点或资料，以新的角度进行阐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尚书》研究中加入西方思想、引入现代观点的做法，虽然可以更好地使《尚书》这一古代典籍融入现代社会，但也会导致一定的阅读及理解上的偏差，而且会减少同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对于《尚书》的文化归属感。究其原因，根源在于东西方文字不同，西方诸国并没有如日本一样有使用训读拼读的经历。《尚书》等中国古代典籍是和汉字一起传入日本的，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古代日本人一直使用基于汉字的“训读法”来拼读、学习、理解和研究《尚书》等典籍。直至现在，“训读法”的影响依然存在，上述典籍的现代日语译本中也往往附有训读文。这份历史，使中日两国人民对《尚书》等典籍拥有一份相同的熟悉感与认同感，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所没有的文化归属感。

　　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从皇室贵族的官学教材到汉学大家的研究经典，再到普通受众的日常读物，《尚书》之深刻影响上至日本统治朝政，下及日本社会民生。日本结合己之国情，以不同视角品读《尚书》之内容，运用《尚书》之哲理。

　　《尚书》作为儒家经典，提倡“德”“仁”“敬”“诚”等思想，而在江户之初，以“伦理纲常”为重的朱子学为弱化武士之权，维护幕府统治，在重视“德”“仁”等圣道大义的同时将其中所包含“忠君”之表现择出，奉行尊王忠君之道统。《尚书·序》中有句“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朱子学派中人林罗山便曾以“放”当作“教”，更改了文字，此便是立足于忠君思想的体现之一。“忠君”思想古往今来根植于日本，从日本天皇于日本而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和信仰价值这一点上便可见一斑，也正是《尚书》等中国经典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理论依据。

　　《尚书》中“民本”思想的体现也对日本社会民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五子之歌》写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指国家安稳长久之道在于民生。日本《尚书》学者领悟此中道理，如冈白驹在《虞书·尧典第一》中曾言：“农者，民之本也。交易者，民事之急者也。”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商为轻，日本学者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尚书》作出别样解读，采用了“农商并重”之举。

　　《尚书》于日本的影响表现在“年号”的命名上也颇为明显。从年号“大化”至“令和”，其中多青睐《尚书》，多达37回，属其中之最。例如，20世纪有两位天皇年号的出典都来自《尚书》，“昭和”选自《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平成”典故出处有两处，其中之一即是《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代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由此可见，“经典”的存在即便跨越时代、跨越国界，依然经久不衰，能够经世致用。

　　新时代《尚书》在日本的传播意义

　　《尚书》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根基，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重要体现。即便是数千年后的今天，通过《尚书》，后人仍可窥见上古时期先贤的治政经验、总结的历史规律、历代的思想观念等。这些内容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积极影响，可以说，《尚书》体现着真理的跨时代性与延续性。因此，加强《尚书》的传播，是弘扬与传播中华文化的有利途径之一。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加强中国古代典籍在日本的传播，有助于唤醒中日两国人民人文相通、民心相通。而《尚书》作为政书之首、史书之源，可以使现代日本人更加直观地了解《尚书》的经典原义，重拾东方文化自信，加强汉语圈、中华文化圈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加强两国思想层面沟通，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在现代，文化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拥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想要延续，都是通过不断传播来进行的。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更好地将中国故事、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思想展现给世界，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而日本作为我们的近邻，两国地理相近、人文相通的独特优势是中国与西方国家间所不具备的，因此我们更需要重拾这段关系，巩固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尚书》古典文化负载词的日韩译介对比研究”（19BYY2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