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新突破，一靠新史料的发现，二靠新观点的阐发。比较而言，在传统历史学研究领域，新史料的发现更为史家所珍视。20世纪历史学研究的几大突破几乎皆与史料大发现有关。鱼鳞图册早为大家所知，但因为此前只有零散的册页流传于世，而且普遍把鱼鳞图册归并到契约文书当中，作为一般的土地册籍来对待，因此学术界对鱼鳞图册的真相始终了解不多。著名社会经济史专家，尤其是对中国土地制度史有深入研究的何炳棣（1917—2012）、赵冈（1929—2021）等学者，都深知兰溪鱼鳞图册的重要史料价值，但他们都非常遗憾，生前没能看到真实完整的鱼鳞图册，更没能在他们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补充鱼鳞图册的内容。因此，《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的整理出版，在中国学术史、出版史上都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首先，鱼鳞图册是研究我国帝制后期基层社会及经济制度的重要史料，《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整理出版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赋役征调是古代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而赋役征调依赖于国家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有效管理。也就是说，国家必须通过户籍和地籍来构建基层社会秩序，并借以征派赋税。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田赋是中国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要保证田赋的征收，政府对各地土地数量等情况进行全面详细调查和记录是最基础的工作。自南宋鱼鳞图册制度创设后，从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年间就一直是一项基本的国家制度。但因为留存至今的鱼鳞图册很少，极少数量的鱼鳞册与其他契约文书混在一起，不仅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甚至有不少人怀疑鱼鳞图册制度存在的真实性。

　　兰溪鱼鳞图册的发现，彻底打消了人们对鱼鳞图册的疑虑。《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出版，则为学者对中国田赋制度进行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我们根据历代鱼鳞图册的攒造记录及目前的实物遗存，不仅可以厘清鱼鳞图册制度的详细内容，而且几乎完全可以还原造册时土地的形制和数量。更重要的是，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不仅是以县为单位保存至今最系统、最完整的土地册籍，是鱼鳞图册最佳的样本，而且是被官方实际使用过的鱼鳞图册。

　　与目前公布出来的鱼鳞图册相比，现存总计746册的“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不仅是官册，而且还是被频繁使用过的官册，甚至被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官册存世极少，可谓凤毛麟角，更不用说以县为单位的较为完整的官册。民册因为没有经过核对、确认、落实、纠正、更改、补充、说明等一系列过程，不仅信息遗漏严重，而且其信息难以做到准确与系统，可靠性要打折扣。而官册，如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有大量的印章、批注、贴条信息，且三者常常是互相贯通、互相补充，这些附属于土地字号上的信息，与土地字号、业户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鱼鳞图册信息系统。同治鱼鳞图册在攒造与使用过程中，其信息需要核对、确认、落实、纠正、更改、补充、说明，而兰溪官府的这些工作，多通过印章、批注、贴条等方式体现于鱼鳞图册中。故从某种层面来说，印章、批注、贴条也是鱼鳞图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印章、批注、贴条才能使同治兰溪鱼鳞图册的信息更为准确、可靠、完整，使其体系更为完备。

　　总之，同治兰溪鱼鳞图册的最大特点是有成系统的印章、批注、贴条。而这些印章、批注、贴条只有在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上能够看到，所以这是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最独特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的土地、业户、附属材料三大信息系统，实际上蕴含了土地产权制度、农田制度、灌溉水利、租佃关系、土地交易、赋役征收、宗族、环境变迁、宗教信仰、民间会社甚至民俗等诸多信息，堪称了解基层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些宝贵资料是我们重新认识帝制后期的国家治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民众与官府关系的重要依据。何炳棣、赵冈等学者的期待和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相信学术界依赖这批资料，会很快出现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其次，《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整理出版，将使金华成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更为关注的地区，也为金华学派或婺学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区域文化代表的金华学派或婺学，尽管有很高的成就，也有一定影响，比如吕祖谦、宋濂、陈亮、北山四先生等，但从全国来说，金华学派的影响依然是局部的，或者说较少能为金华以外的学者所关注。《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整理出版后，就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因为鱼鳞图册是南宋以来政府为保证赋税征收而制定的土地簿册，这项创新性的政策初行于金华，浙江是鱼鳞图册攒造的样板地，后来陆续推广到全国。我们今天要研究帝制后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对鱼鳞图册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是基本前提。兰溪鱼鳞图册不仅文本完整，而且是这项制度实施的实际和实时记录，其研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所以，我认为《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出版，将引起社会经济史学者高度关注，并有可能在中国土地赋税制度研究方面掀起一个小高潮，并取得突破性成果。

　　徽州文书和敦煌文书等都是地方文献，但由徽州文书和敦煌文书而兴起的徽学和敦煌学研究，却是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学术，因为根据这些地方文书进行的相关研究完全超出了地方。我相信，兰溪鱼鳞图册的价值不亚于徽州文书、敦煌文书，更超过各地的契约文书。就此而言，金华学派或婺学也必将因《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出版，而可能成为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学问，兰溪鱼鳞图册也必将成为金华的一张新名片、金名片。

　　最后，《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浩大工程。一是规模巨大，需要超强的学术领导与协调能力；二是难度巨大，有很多历史难题从未有人涉及，需要一边摸索一边开展工作；三是所涉领域广泛，不仅涉及人口、土地、户口、赋税、宗族等具体问题，而且涉及国家与地方的治理等制度方面的问题；四是工作细碎，诸如贴条、批注、印章等，多至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条，处理极为不易。课题组成员一边摸索一边开展工作，非常圆满地完成了整理任务，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超额完成了任务，是档案文献整理工作的典范。课题组成员在张涌泉、胡铁球等著名专家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学的多学科方法，努力恢复鱼鳞图册的全貌，对图册中的各种信息进行全面考证、合理编排、系统编目、科学修复、精确命名、准确释文，并撰写叙录，尽最大可能复原了鱼鳞图册的原貌，为后人的研究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王家范先生曾经感慨说，只有复原明清某个时期某县的基层组织单位，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研究明清基层社会诸如地权分配、赋役征收、水利建设等重大问题。而根据整理出版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我们几乎可以原原本本地复原兰溪多地“乡—都—图—庄”的边界，可以复原兰溪整个的水利灌溉系统、村庄结构等，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