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是我国古代大型资料性书籍，在采摭群书的基础上，根据对象文本的内容或性质，随类相从并加以编排，便于寻检和征引。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隋唐时期两国交流尤为密切。作为文明载体和文化象征，数量庞大的汉籍曾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类书以其工具性、集藏性和派生性等特点，成为汉籍东传的耀眼之星。经由接受与发展，日本借鉴中国类书的编纂形式，创造出了丰富且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汉文类书。两国的汉文类书文献随着古代中日两国的互通而不断流动，共同繁荣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东亚文化圈。

　　日本类书开始本土化

　　从现存文献典籍来看，古代日本已萌生了“类事”习惯。《官曹事类》《事抄》《类事抄》《新抄》的问世，是日本宫廷行事与百官政务重视先例及抄撮能力的集中体现。该类文献对朝仪、国事等“以类相附”，不仅便于为政者查阅，而且体现了古代日本社会朴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受容汉文类书奠定了基础。随着中日两国往来愈发密切，大量内容涵盖丰富且体例编纂完善的汉文类书，如《华林遍略》《艺文类聚》《翰苑》《类苑》《初学记》等陆续传入日本，拓展了日本文献编纂者的视野。由此，他们逐渐改变了事抄、史抄等单一文献记述形式，开始走上模仿、改造中国类书之路。

　　平安时代（794—1192），东宫学士滋野贞主奉淳和天皇之命撰写了《秘府略》。其体例范取中国类书，记事多引汉典，篇幅近千卷，为日本现存最古类书。从此，日本类书编纂风潮渐兴，《拾芥抄》《和（倭）名类聚抄》相继诞生，社会、风俗、制度等无不包含在内。除前述综合性类书外，文学领域如《本朝文粹》、医学领域如《大同类聚方》、法律领域如《类聚三代格》、蒙训杂学类如《幼学指南抄》《新撰姓氏录》等专门性类书的兴起，使得日本汉文类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局面。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汉文类书发展的源头，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上层权贵对汉文化的推崇。这也决定了该时期日本汉文类书编纂与政治紧密相联，即编纂群体呈现明显的趋向性，他们大多为贵族、朝臣或僧侣，类书编纂也开始走上与中国类书“和而不同”的路径。例如，《类聚国史》的体例不同于中国传统类书“天、地、人”的顺序，而是将日本天皇置于本位，将天皇正统性和合理性以书面形式固定，便于本国统治教化。

　　中日文化交流具有多维性

　　随着武士阶层掌权，日本相继进入镰仓时代（1185—1333）和室町时代（1338—1573）。当时，战记文学风行，佛教典籍大量涌现，加之绘本等新兴图书形式的出现，日本官方类书编纂事业逐渐放缓。然而，人们对于知识的探求不会停歇。正因如此，私撰类书开始主流化。《尘袋》、僧行誉的《尘添壒囊抄》、饭尾永祥的《撮壤集》等，均为该时期私撰汉文类书的代表作，促进了日本汉文类书取材多样化，面向的阅读群体也日益广泛。但是，当时日本汉文类书也存在版本不精、分类重复、错讹、断章取义等流弊。

　　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官修汉文类书体量增大，较有代表性的类书有屋代弘贤的《古今要览稿》、山冈浚明的《类聚名物考》等，不但文献翔实，考证也极其严密。与此同时，日本类书形式继续向多元化发展，日用通俗类类书大量涌现。例如，日本仿照明代中国人王圻所著《三才图会》的体例，创作了描述和图解日常生活的《和汉三才图会》、描写平民阶层的年节活动和风物诗的《守贞谩稿》以及注重描绘市井风俗的《嬉游笑览》。这使得日本类书的受众面日趋广泛，其实用性更加凸显，而且可以为研究中国有关事物提供旁证。此外，绘本性质的《唐土训蒙图汇》以辞典形式进行编排，用于介绍中国文化。这反映了古代中日交流的多维性。

　　明治时代（1868—1912）和大正时代（1912—1926），日本官修类书以《古事类苑》为集大成者，共计30部，1000卷，校勘精湛，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全书以中国类书为范，涵盖日本名物、制度，内容丰富。该书集日本全国之力编纂而成，被学界视为堪与中国《古今图书集成》媲美。该书在流转过程中形成的数个版本，甚至在中国目录学著作中也有所收录，足见其影响力之广。《古事类苑》的编纂过程，也为日本图书编纂事业乃至日本史学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学者。

　　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编纂理念和西方科学在日本的传播，以《广文库》为代表的日本私撰类书，不但引文面广，排列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类书，辞书化趋势日益凸显。因此，日本传统类书的实用性功能逐渐下降，汉文类书编纂事业也逐渐消歇。

　　促进古代东亚文化交流

　　第一，从类书在东亚区域传播的特征来看，中国类书东传日本充分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延续性。同时，对于探究日本改造汉文化乃至外来文化的过程和方式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以汉唐文化为标志的中国文化曾惠及四邻，泽被东亚。经由漫长发展，中国文化凭借其包容性和平衡性，从单一的民族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并保持活力。借助汉籍的传播，中国文化在东亚各国传承、发展和创新。其中，以东邻日本接受最为全面、产出最为丰富。我们选取日本汉文类书为切入点，剖析日本对汉籍的接受过程，不但可以拓宽汉籍研究视域，更可进一步分析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特点、轨迹以及汉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主要趋向。同时，考察日本汉文类书的制书规模，对于探索汉文化在日本的兴盛程度、研究日本文化的非单一性，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从日本汉文类书对日籍、汉籍的保存与再生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汉文类书对中日散佚史料起到了整理和补充作用，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流播与保护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功效。

　　中国典籍卷帙浩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在流转过程中多有散佚。汉籍东传日本后，多数因翻刻、传抄而得到了完整保存。例如，日本平安时代的丹波康赖所撰《医心方》一书，汇聚唐代医书达200余种，不仅博雅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所录字句也秉承原文，并无节略，为后人复原唐代中日医药体系提供了可能。同时，《医心方》完整保留了中国龙门石窟药方洞的药方近百则，为研究汉医药的传承及其在海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至今仍是古医药整理和传统文化研究的珍贵参考文献，彰显了文献学和传播学的双重价值。

　　第三，在汉文化促进下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汉文类书，是研究日本中世和近世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的重要依据，也是探求日本语言发展脉络的珍贵来源。

　　以《类聚符宣抄》《类聚三代格》为例，前者保留了平安时代的大量朝仪资料、地方政务文书、年中行事等，后者则以“三代格式”为基础分类整理而成，见证了古代日本律令条文的不断演进和细化。两者均以其严谨和广泛的特性，为研究中世和近世日本社会提供了可能。《和（倭）名类聚抄》将名词用汉语进行类聚，用万叶假名标注其对应读法。这不但在日语发展初期成为“范式”，而且为后人探析辞条演进中的语义分歧和词汇变异现象提供了参考，更对揭示日本文字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汉文类书的域外流播，激发了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的文献模仿与创新。综观这些国家留存的大量类书文献，可以发现一定规律，即通过学习汉文化，获得创造文化的平台，而后承袭本民族特性，形成了不同的视角和理念。这不但为整合前代史实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且推动了本国图书编纂事业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汉文类书在古代东亚文明交流过程中基石般的作用。通过研究域外汉文类书，我们既可窥见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发展动态，也可反映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国家史学的辐射力。这在探索东亚文化交流进程、扩展东亚文明交流空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日本汉文类书研究”（2021TS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