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作家之作家”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他阅读过《道德经》《易经》《红楼梦》等众多中国古典哲学、文学著作，在作品中运用中国元素，借助中国哲学设置叙事迷宫。创作于1951年的散文《长城与书》是博尔赫斯运用中国题材会通中西方思想的典型作品。博尔赫斯以国外汉学家对长城的描述为蓝本，创造性地运用阴阳相合等中国哲学思想，建构多重文化交融的思想“长城”，借中国视角贯彻他对时间、无限等问题的思考。

　　汉学著作奠基长城想象

　　博尔赫斯有关长城的想象直接来自他对汉学著作的阅读。当时汉学家翻译、介绍中国的作品吸引着博尔赫斯，其中最受他重视的作品之一便是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书中翟理斯对“焚书坑儒”的描述引起了博尔赫斯的关注，为其撰写《长城与书》提供了背景材料。但历史上，长城是秦始皇为防止外敌入侵修建的重要工事，与焚书事件并无关系。

　　博尔赫斯在文末将长城想象为一种作为形式的美学事实，他认为，修建长城与焚书是在对立统一中达成的。焚书是破坏行动，首先与建设的行动形成表面上的对立。博尔赫斯在文中将道家“先破后立”的思想引入思考，使修建与破坏在确立“开始”的目的中得到统一。如果焚书意在消泯过去，那么看似圈禁空间的长城修建，实际上则将过去的时间彻底废止。博尔赫斯消解了历史上长城抵御外敌入侵的功能，而仅将其视为圈定有限的尝试。有限一旦圈定，并非停滞不前，而是进入新的循环往复，最终仍旧走向无限。长城于是成为一种美学上的形式，仅仅象征着对时空的限制，并不能真正完成其功能。

　　哲学典籍启发长城思考

　　虽然不谙汉语，但博尔赫斯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哲学译本，包括《易经》《道德经》《庄子》等，在西方哲学的对照之下，形成了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认识。有关长城的思考，也是在中国哲学的启发之下产生的。博尔赫斯深受道家思想吸引，阅读了不同版本的《道德经》译本，并对阿瑟·韦利的译本赞誉有加。博尔赫斯笔下有关长城问题的思考，起源于他对建设长城的困惑。困惑的原因在于大规模的修建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之间的冲突。博尔赫斯将修建长城这样一个“浩繁”的工程看作秦始皇维护中心地位的工具，显然不符合道家“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思想方式。因此，博尔赫斯最终将长城归为形式化的意义，历史上长城的功能与作用不再重要，超越内容之上的修建举动，是一种美学意义的象征，代表着某种意图传达但无需确定的内容。

　　他在探索长城修建秘密的过程中有关时间循环的思考，显示出其深受《易经》思想影响的痕迹。博尔赫斯的藏书中有英文版的《易经》，他在演讲和短文中也多次表现出对其中六十四卦、宇宙观的兴趣。《易经》中阴阳是宇宙事物构成发展的两个主要范畴，阴、阳之间对立、统一、相互转化，“阴阳俱备化生万物”。这是《易经》中“往来不穷”的思想，也与他作品中关注时间空间变化的主题一致。《易经》的玄奥与博尔赫斯的神秘主义相契合，一切形式的特性存在于他们本身，“都想对我们说些什么，或者说了些我们不该遗忘的事，或者这要向我们传达某些信息”，最终指向博尔赫斯始终认可的无限性之中，令长城成为一种真正的美学象征。

　　长城书写回应先驱影响

　　在博尔赫斯看来，“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博尔赫斯对长城主题的思索也是对先驱者卡夫卡影响的回应。作为引发博尔赫斯对中国产生兴趣的重要人物，卡夫卡与博尔赫斯对中国的迷恋极其相似。尽管二人都没有真正来过中国，但都对中国极度向往，尤其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博尔赫斯阅读过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对其中一些进行翻译介绍，写过许多篇以卡夫卡为中心的短文，并在众多文本、访谈中提及卡夫卡。他曾经三次在不同的地方指出，卡夫卡是现代最伟大的作家。1937年，博尔赫斯阅读了出版不久的《卡夫卡全集》，并从中挑选、翻译了部分故事，组成小说集《变形记》。在这个小说集的出版序言里，博尔赫斯赞扬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认为那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篇”。博尔赫斯的作品深受卡夫卡影响，在他“一些最成功的小说中，就借鉴了那些他称赞过的卡夫卡的主题和技巧”。卡夫卡显然是引发博尔赫斯将长城想象诉诸笔端的重要中介。

　　《长城与书》中的想象也受到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启发。卡夫卡的叙述者并未讨论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城，而是将长城作为一种个性化的文学想象。他提及探讨长城的价值，是“希望在修筑长城的工程中，发现帝国组织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始终没有得到解释。博尔赫斯在书写时以长城带来的困惑与恐慌为起点，用自己的视角重新解答长城建造的秘密。同时，博尔赫斯特别强调了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中表现出来的无限性。卡夫卡笔下的长城以分段修建的方式建设，始终留有缺口，无法彻底竣工。修建长城围绕着帝国的统治者，他的指令也总是无法顺利抵达目的地。由于漫长的劳动与难以抵达的淤滞，修建长城的目的也变得难以追溯，但帝国的民众被牵涉进这个浩大的工程中，生活始终围绕着这一或隐或显的中心。博尔赫斯被无限性制造的神秘感吸引着，并借助中国思想解答这一谜团。

　　作为阿根廷的“象征和骄傲”，博尔赫斯构建的文学长城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中介。博尔赫斯频繁使用庄周梦蝶、长城等中国元素，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国外作家的特殊意义。正如博尔赫斯笔下的长城，尽管并非历史上长城的真实形象，但却代表着博尔赫斯及西方作家理解中国时的困惑，也昭示着博尔赫斯迷恋中国的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