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兰雅（John Fryer）是晚清民初时期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重要桥梁。傅兰雅是英国人，1861年受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的派遣来华，在中国教学、办刊、译书，为近代西学东渐作出了巨大贡献。1896年，他离开中国，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东方语言文学，向西方推介中国与中国文化，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媒介。目前的傅兰雅研究主要聚焦于其译名理论与实践、翻译贡献与影响等方面，而对傅兰雅与中国文化西传相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此，笔者基于《傅兰雅档案》（第3卷），梳理傅兰雅1896年离华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内容以及影响，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其对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意义。

　　传播形式丰富多样

　　傅兰雅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和内容等方面更加多元化。首先，傅兰雅编著了系列东方学教材，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与中国文化。他编的《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东方学大学教材——中国、日本及其他东方国家》丛书中的第一卷《中国哲学与宗教》分别于1897年和1900年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傅兰雅在教材封首印上了自己在中国的“三品官衔”与“三级一等双龙勋章”，极大地增强了教材的权威性。在教材中，傅兰雅“把中国最好作家的观点与他在定居中国近40年中的观察和经验结合起来”，介绍中国的儒释道，以及众多先秦思想家、诗人等。

　　其次，傅兰雅通过课程与讲座向美国大众传播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与宗教。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了与中国相关的系列课程，且部分免费向全校及公众开放，课程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政治与法律、教育、商业、家庭与社会生活等。他还开设了一系列大众化的东方主题讲座，广泛涉及中国宗教、科学与艺术、地志与商业。其宗教讲座囊括儒教、道教、佛教、中国的道德观念等；科学与艺术类则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诗歌、小说、戏剧、图版与雕刻艺术、数学、音乐、建筑、中国的发现与发明、中药、中国图腾；商业类涉及中国的生产与制造、中国的进出口、中国的经商方法与货币等。他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

　　最后，傅兰雅通过论文发表、编辑出版与戏剧表演等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一是，他发表了《中国的文学》（1900）、《中国的诗》（1901）、《中国的戏剧》（1904）等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文化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不仅告知西方读者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优越性，还把中国的“经史子集”与西方相对应的文类进行对比，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并指出中国文学因某些特质具有不可译性，从而鼓励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学的人学习中文。他还发表了学术论文《慧深——到美洲传教的佛教徒》，通过史实考辨、实证考察与理性分析，认为中国佛教徒在5世纪就曾到达美洲传教，扩大了中国佛教的影响。二是，他编辑出版了来华女传教士萨福德（A. C. Safford）翻译的东汉刘向的《列女传》（Typical Women of China），并为该译著写序，认为“中国古代女性美丽善良、拥有高尚品德，可以与美国女性相媲美……中国女性仍具有无限可能性”。三是，他首创性地将中国戏剧搬上西方舞台。1911年4月27日，傅兰雅负责的华夏俱乐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出了一出中文戏剧。用傅兰雅的话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中文戏剧第一次在欧美大学里上演，引起很大轰动”。

　　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傅兰雅采取课程、讲座、教材、论文与戏剧排演等方式，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采，在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接受中国文化课程的学生群体逐渐扩大。傅兰雅1896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一职，到1900年，他表示“已不能接收更多学中国语言的学生”。之后学习东方语言文学的学生队伍更加庞大。如1901年，他的一个班上已经有超过90名学生，到1903年，他教授的“中国与日本的商业史”课程有130多名学生，同时开授的课程“宗教与哲学史”也有45名学生。此外，商学系、历史系和政治科学系还将他的一些讲座定为选修课程。傅兰雅的学生中，一些人在中国语言文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如摩尔（E. LeRoy Moore）新创了汉语词典汉字编排体系。

　　其次，傅兰雅编写的东方学教材、组织的中文戏剧表演以及发表的论著在美国与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校学生以及部分美国公众学习、使用这些教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组织的中文戏剧吸引了超过500名观众，并通过美国当地报刊的报道与评论扩大了影响范围。他所发表的中国相关论著凝结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进一步助推了中国文化传播。如英国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921年曾给《每日电讯报》写了一封以傅兰雅为主题的来信，题为《中国的哥伦布》（The Chinese Columbus）。苏慧廉称赞傅兰雅“建立了世界上在中国之外最大的汉语学习中心，是美国最伟大的中国学权威”。傅兰雅向西方介绍中国与中国优秀文化，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

　　提升文化传播的方法与成效

　　在当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更好融入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与认识中国，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文化传播“5W”模式，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和效果是文化传播关注的重点，傅兰雅的中国文化传播活动在这些方面对于当下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傅兰雅是英国人，但在华35年的工作与生活让他对中国社会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与深层次的认同，成为深谙中国文化的翻译家与汉学家，能公正地传播中国文化，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权威性。因此，当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在传播者选择方面需要注重其文化背景与权威性。第二，从信息角度看，傅兰雅选择传播的中国文化涉及中国儒释道、“经史子集”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状况，极具经典性与现实性。因此我们在选择中国经典与时代经典进行传播时，更要关注传播内容是否可以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第三，从媒介角度看，傅兰雅选取了教材、课堂、讲座、论文、戏剧表演等形式传播中国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采用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与媒介。第四，从受众角度看，傅兰雅的受众主要是在校学生与部分美国公众，其中部分受众有前往中国传教或工作的打算。因此，中国文化传播要考虑受众的需要，才能有的放矢。第五，从效果角度看，傅兰雅的中国文化传播取得了一定成果，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采取合适的传播策略与方法，才能让传播效果最大化。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评审委员会项目“晚清湘籍翻译赞助人研究”（XSP21YBC036）、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晚清外来译家科技翻译活动研究”（20C82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