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破解低生育率的多维路径
2021年02月22日 09: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22日第2110期 作者:陈臻渝 毛浩然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日本总务省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5亿。其中,15岁以下人口约为1500万,为历史最低值。而65岁以上人口为3600万,为历史最高值,日本老龄化指数已达到235.9。同时日本新生儿数量也逐年递减,2019年甚至创下历史新低。为了破解低生育率问题,日本政府积极推出各种政策措施,但始终收效甚微,我们探讨其中的原因以期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

  日本生育率持续走低

  日本已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导致日本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是不愿生和不敢生。不愿生是因为日本进入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消退再到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4,生育意愿很低。不敢生是因为日本青年人口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社会保障政策不够完善。根据相关报告显示,日本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为1.5%,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中排名倒数。“生得起、养不起、没人带”挤压生育意愿。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逐渐升高。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较为普遍,致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在研究日本人终身未婚率(终身未婚率是基于五年一次的国情调查数据计算)时认为,以2015年为基准,到50岁为止一次婚都没结过的日本人口比例,男性占23.30%,女性占14.06%。与2010年相比,男性增加3.23%,女性增加3.45%。日本总务省于2019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结婚率基本呈逐年递减趋势,2017年降至新低,仅为4.9%。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不愿结婚和不愿生育的观念。一项以18—34岁未婚人士为对象的调查显示,有超过40%的男性表示结婚障碍的要素是“结婚费用”。此外,在调查中还发现,终身未婚者急速增加主要是因为贫困。日本非正式职员的比例超过了40%,很多人就算想结婚也迫于经济压力无法结婚。日本政府在《2020年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中也多次指出,少子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未婚率上升。

  多重政策鼓励生育

  日本人口形势异常严峻,日本政府频出政策组合拳,目标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日本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四个领域。

  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个月育儿假以及8周男性育儿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工资的80%。日本的男性育儿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相应缩小男性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但是,女性休假时长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因为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抬高了她们的再就业门槛,减少了她们的职业升迁机会。

  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在无法获得收入期间,抚养一个3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5万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以内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万日元补贴,3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5万日元补贴等。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就业环境。1999年、2003年和2004年日本先后制定了《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通过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和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

  在托幼方面,日本于1994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升级“天使计划”以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和2008年日本政府制定和修订“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因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原因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日本0—2岁入保育园幼儿占比为41.1%,其保育类型有:保育所、认定儿童园、小规模保育事业的保育室、家庭保育事业的保育室、事业所内保育事业的保育室、居宅访问型保育事业的保育室、地方单独事业的保育室等。2015年出台《儿童及育儿援助新制度》,托幼机构类型有所创新,增加了兼具幼儿园和保育园优点的“认定儿童园”,面向0—5岁儿童,不论家长工作情况如何都可以申请入园学习。此前托幼的主要机构是幼儿园和保育所,幼儿园主要是面向3—5岁儿童,任何家庭都可以申请,注重教育,但儿童在园时间较短。而保育所服务对象为0—5岁儿童的双职工家庭或者无法在家养育孩子的家庭,注重保育且儿童在园时间较长。针对0—3岁幼儿,日本政府除了发展认定儿童园外,还增设其他保育事业并注重发展地区型保育。地区型保育专门接收0—2岁幼儿,主要开设在0—2岁等待入托儿童人数较多但又缺少新的保育设施场所的地区。2013—2017年,日本政府在全国提供了约53万个保育园“位子”,2018—2019年,再次提供22万个“位子”以解决入园需求,并在2020年全面解决日本的“待机儿童”问题。

  日本政府推行的缩小男女就业差距、提升女性就业比重等政策也成为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在日本劳动参与率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0.5%,低于OECD平均的51.3%;2017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20.1%,高于OECD平均的17.2%。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平均的13.5%。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放弃家庭进入职场。

  2020年5月29日,日本内阁确定了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成为2025年之前育儿支援的基本方针。大纲首次提出减轻3个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实施无偿提供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等措施,并加入了对不孕不育治疗的支持和扩大儿童津贴等内容,以期实现“让日本国民放心生育和培养孩子”。虽然大纲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政策措施,但日本普通民众认为,这些目标脱离了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一些促进结婚、生育的措施也不具操作性。少子高龄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年轻人收入过少,生活和工作的负担过重。总之,尽管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暂未取得明显成效,但其在经济补贴、雇佣环境和托幼福利方面的举措值得肯定。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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