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是19世纪末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知名的剧作家、民俗研究家，同时，她还是库勒庄园（Coole Park）的女主人。她发起了享誉英—爱优势（the Anglo-Irish Ascendancy）文化圈的沙龙——库勒沙龙，一方面激活了18世纪法国的沙龙传统：由知性、优雅的女性主持沙龙，参与人员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谈论话题文雅而广泛；另一方面，它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爱尔兰戏剧运动联系密切，是爱尔兰知识分子建构民族文学思想背景之下文化景观的独特呈现，对爱尔兰当时的知识社交与民族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建立库勒庄园的初衷

　　格雷戈里夫人原名伊莎贝拉·奥古斯塔·珀斯（Isabella Augusta Persse），1852年出生于爱尔兰高威郡南部富裕的罗克斯伯勒庄园，她从小受家庭熏陶，对英国与爱尔兰文学颇感兴趣。1880年，她在嫁给威斯敏斯特议员、锡兰总督威廉·格雷戈里爵士（Sir William Gregory）后，来到库勒庄园，庄园周围环绕着小农庄、溪流、森林，环境清幽而富有诗情画意。

　　在参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格雷戈里夫人就同丈夫在蜜月旅行中开始博物馆、文化遗址等艺术之旅。在法国他们还参观了当地的沙龙，可以说，格雷戈里夫人创办“爱尔兰式”的沙龙意识在旅行时就已开始萌发。漫长的文化之旅后她对这段旅行进行了审视，在日记中她记录了对许多奇妙的教堂、美术馆、博物馆等古城、各种名画与雕塑等的深刻记忆。1890年格雷戈里夫人前往伦敦纽曼街的希瑟利工作室深造，这时她不再是艺术新手，而已成长为对主要艺术流派、视觉艺术能够清晰分析的鉴赏家。

　　1892年威廉爵士去世后，格雷戈里夫人借助丈夫和自己在艺术界的社会地位，以库勒庄园为核心开始有意识地建构本民族的文化圈。一方面她继续对库勒庄园进行艺术投入，到20世纪初，库勒庄园已收藏了众多经典艺术品，她将庄园打造成绚丽的视觉艺术画册，科林·斯迈思（Colin Smythe）在《库勒庄园指南》一书中将这座乡村别墅描述为同时吸纳了卡诺娃（Canova）和卡纳莱托（Canaletto）的古典主义与杰克·巴特勒·叶芝（Jack B. Yeats）现代主义的艺术之家。另一方面她吸收了英国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艺术的社会功效思想，即道德真理的表达是伟大艺术品的本质——“一个社会的视觉艺术状态是整个社会状态的标志”，并开始在爱尔兰寻找这一思想的实践方法。这两方面的努力都为日后库勒沙龙社交的开展与文化政治场域的生成作了深厚铺垫。

　　推动私人社交与文学活动开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格雷戈里夫人向爱尔兰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开放了她的庄园，当时几乎所有知名的艺术家、作家等都访问过库勒庄园。庄园的访客，艺术赞助人约翰·奎因盛赞庄园：“空气中似乎有魔力，树林中有魅力，这个地方很美，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最好的谈话与故事。”不同于法国沙龙里深受宾客推崇的美丽女主人，格雷戈里夫人在沙龙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也不掌控沙龙话题，而是利用个人学识与礼仪尽量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在毗邻图书旁格雷戈里夫人的沙龙里度过的时光令人难忘”。奥凯西也回忆道，“她自己是一个比多数人更好的剧作家，但她扮演一个女仆的角色”。正是格雷戈里夫人这一“煮咖啡”的角色营造了知识分子间轻松的社交氛围，推动了爱尔兰文学活动的活跃开展。

　　首先，库勒庄园是众多作家与艺术家创作灵感和思想来源的滋生地，在庄园大房子、“七棵树”森林、湖泊等静谧、优美的景观中，他们与自然、神灵展开交流，许多著名的诗歌、绘画等应运而生。1936年，叶芝在给多萝西·韦尔斯利夫人（Lady Dorothy Wellesley）的信中写道，“我渴望安静；很久以前我在库勒找到它。这是那栋房子的天才之处”。在结识格雷戈里夫人后，叶芝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在库勒待上几个月。他沉浸在伦敦所没有的安静、轻松环境中，他创作的诗歌《库勒的野天鹅》《库勒庄园，1929》等是庄园触媒效应下对爱尔兰自然与文化空间的神话赞歌。

　　其次，通过库勒沙龙，爱尔兰知识分子进行了宽泛而深层的互动，以这种方式，许多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得以登上文学舞台。当时的市民作家奥凯西就得到沙龙里叶芝与格雷戈里夫人等名流的鼓励与帮助。

　　最后，库勒庄园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栖息地，彰显了英—爱优势阶层的民族文化体验与知识追求。在庄园的壁炉前、客厅里、餐厅旁，知识分子们以聚谈、朗读、书籍讨论等交互性言谈方式开辟了自主性的文学实践场域。格雷戈里夫人回忆道，“我记得辛格读《骑马下海的人》的那个晚上……当他读完时，我们都鸦雀无声。他弓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忘了我们。我们坐着，除了爱尔兰、大海和人类生活的悲伤，忘了一切”。库勒庄园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物理空间，而成为一个表征爱尔兰知识分子文化身份与锻造文学内部共同体的象征空间。

　　文化政治场域的生成

　　库勒庄园除了在社交场所与文学场域发挥知识功效外，还生发了许多关于爱尔兰民族文学与戏剧运动未来的长谈，呈现了民族文化政治实践场域的原初形态。1897年夏天，叶芝和乔治·拉塞尔（George Russell） 到达库勒庄园，就视觉与戏剧艺术领域社会道德问题展开长时间讨论，格雷戈里夫人不赞同叶芝决定在伦敦成立以审美为目的的剧院计划，她认为剧院应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就像霍勒斯·普兰科特（Horace Plunkett）领导的合作社运动一样，为重组爱尔兰经济与文化服务。她督促叶芝将注意力转向本民族，因为爱尔兰比工业资本主义环境下快速发展的英国更需要时代性的文化与政治新声。

　　庄园探讨所勾勒的蓝图最终得以实现，1904年阿贝剧院正式成立，它培养了一批爱尔兰本土演员与剧作家，摆脱了英帝国对爱尔兰戏剧与剧场的长期影响，并进一步扭转了“舞台爱尔兰人”的刻板印象。格雷戈里夫人记述了“戏剧和表演在某种程度上已不自觉地融入民族特性，并发现了具有独特爱尔兰风情的诗歌与事物。在那之后，我们更有意识地尽可能发展这一趋势”。

　　库勒庄园的常客萧伯纳在一篇关于都柏林的文章中讲到，回到都柏林时感觉它和过去一样令人倦乏，但除了两件事——现代艺术画廊与阿贝剧院，它们为爱尔兰注入新的生机。萧伯纳在这里提到的画廊（由格雷戈里夫人的侄子休·莱恩爵士创立）与阿贝剧院一样都是在库勒庄园的空间场域中孕育的，而以庄园为空间生发的库勒沙龙推动了爱尔兰文学共同体的生成，并进一步延伸至公共场域，成为民族文学生产的孵化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