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德统一前，作为其和平统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德（指联邦德国）对东德（指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历经两次重大调整。西德在当时始终遵循和贯彻“一个德国”原则，利用各种经济措施对东德施加影响，以期实现政治目的。相关政策在实现两德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1949—1969年：既合作又限制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美苏对峙和西德阿登纳政府强权政治的影响下，西德对东德的经济政策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西德同东德发展了“德国内部贸易”（两德贸易，含西柏林）。相关贸易活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挥了纽带作用，将德国日益相互疏远的两个部分捆绑起来，以此展现德国“经济统一体”的存在；同时，“德国内部贸易”还被用于保障西柏林的经济安全和独立性，以及对东德施加政治影响力。

　　另一方面，阿登纳政府又在这种“德国内部贸易”中设置了诸多限制，特别是在冷战高潮时期对钢铁、硬煤等工业材料和资源实行贸易限运或禁运。此外，“德国内部贸易”有时还被当作向东德施压的武器。

　　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及和平统一政策日趋务实化，西德开始重视通过加强两德经贸合作来缓和两德间的政治对峙。因此，西德主动解除了对“德国内部贸易”的一些限制。西德对东德的经济政策也由“既合作又限制”的消极模式向“以合作促缓和”的积极模式转变。

　　1969—1989年：以合作促缓和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西德政府开始对东德采取更为温和、理性、积极的政策。在1972年签订的《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条约》中，西德虽只是有限承认了东德的存在，但并没有触动其“一个德国”的原则，“德国内部贸易”的特殊性得到了保留。就这样，“德国内部贸易”继续维护着德国的经济统一性，同时使德国统一问题保持着公开性。这之后，西德对东德的经济政策不仅呈现出积极主动的特征，而且还成为其“以接近求转变”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西德通过“德国内部贸易”、无息透支贷款、政府担保贷款、非商业财政支付等多种方式，强化两德间的通信网络，改善两德间的交通状况，推动两德间的人员互访，以此深化两德民众的民族认同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无息透支贷款在促进“德国内部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还促使东德放松了对两德人员交往的部分限制。1974年两德决定续签《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提高无息透支贷款额度，东德作为回报，免除了来访西德退休人员的强制兑换义务。

　　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中导危机”爆发后，两德关系急转直下。为缓和这场危机给两德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西德向东德提供了近20亿西德马克的政府担保贷款，这不仅改善了陷入冰点的两德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欧洲局势，还促使东德进一步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人员往来的控制。此外，西德每年还向东德支付数亿西德马克的过境费、邮件派送费、邮政管理费、通信费，以及道路建设费、使用费和改善费等。此时，西德对东德的经济政策已将密切两德关系与推动欧洲缓和进程有机结合起来，为未来的德国统一不断创造和积累了有利的内外部条件。

　　1989—1990年： 以经援促统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此时，西德充分借助东欧剧变和“柏林墙”倒塌的契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东德采取了具有“攻势”的经济政策。

　　1989年11月，在没有与西方盟友事先沟通的情况下，西德政府迅速抛出了《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计划》，吹响了发动统一攻势的号角。之后，西德针对东德内忧外困、孤立无援的现实窘境以及对经济援助的迫切需求，开始以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为杠杆，推动东德彻底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此时的西德已经不满足于以经济手段换取东德些许的政治让步了，其目标直指德国的统一。

　　1990年3月，东德举行议会选举期间，时任西德总理科尔为了帮助以东德基民盟为主体的德国联盟获胜，不仅为其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而且6次亲赴东德参与助选。助选期间，科尔还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争取东德选民的支持。随着德国联盟获选上台，德国统一的内部障碍也基本被清除完毕。随后，科尔政府又不惜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在关键的两德马克兑换方案上做出让步，即东德公民的工资、养老金、各种租金全部按1∶1兑换，个人存款和现金的兑换标准则是14岁及以下的公民每人可以按1∶1兑换2000西德马克，15岁至59岁的公民每人4000西德马克，60岁及以上的公民每人6000西德马克，超过限额的部分可按2∶1兑换。其他债务或清偿金额一律按2∶1兑换。这个兑换方案基本满足了东德民众的要求，两德也由此迅速达成了《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这为随后两德统一的迅速完成彻底铺平了道路。西德对东德的经济政策也起到了统一杠杆的作用。

　　着眼和平统一 发挥独特作用

　　透视西德对东德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该政策始终着眼于德国的和平统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西德对东德实行强硬的不承认政策，拒绝同后者进行政治接触，但西德愿意同东德建立和维持持久的经济联系。西德始终视“德国内部贸易”为国内贸易，不对来自东德的货品征收关税。与此同时，西德还努力促使国际社会以法律和政治的形式，承认“德国内部贸易”的特殊性。

　　西德虽然对“德国内部贸易”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始终没有完全中断过“德国内部贸易”，即使是在冷战的最高潮——“柏林墙”建立之时。显然，西德不愿放弃这条维系德意志两部分的重要纽带。另外，西德参与和发展“德国内部贸易”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德国内部贸易”占两德外贸总额的比重中看出一些端倪。“德国内部贸易”在其存在的40多年中，占西德外贸总额的平均比重不足2%，与之相对，占东德外贸总额的平均比重则在10%左右。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两德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一时期，西德对东德的经济政策更侧重于利用经济手段进一步拉近两德关系，扩大两德人员往来，以加强日渐淡化的民族认同感。在西德经济施惠政策的影响下，1970年“德国内部贸易”额为46亿西德马克，到了1988年增至141亿西德马克。西德赴东德的访问人次1970年为125万，到了1988年提升至555万。东德赴西德的访问人次1970年为105万，到了1988年提升至674万。1970年两德间的电话线路数量仅为74条，全年通话次数为70万次。1988年两德间的电话线路增至1529条，全年通话次数上升到4000万次。1975年至1988年，从西德发往东德的信件量年均约为7400万封，包裹量年均约为2600万件，从东德寄往西德的信件量年均约为9800万封，包裹量年均约为930万件。这些在增强两德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方面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柏林墙”倒塌后，西德政府正是借助民众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统一要求，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局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促成了德国统一。

　　综上所述，西德依托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物质利益诱惑东德政府和民众，使他们接受西德的政策主张，提升了东德民众对西德的认同度，为由西德主导的两德统一奠定了基础。西德对东德的经济政策，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尤其体现在保障西柏林经济、政治、道路通行安全与独立性，保持德国问题公开性，凸显两德关系特殊性，加强两德人员、文化交往，增强民族共同意识，推动东德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等方面。随着两德关系发生变化，西德对东德经济政策的特征也由消极转变为积极，进而转化为统一攻势，最终促成了德国的和平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关经济政策推动实现了两德在政治上的统一，但它并是不一把“万能钥匙”。德国东西部分之间的裂痕依然存在，融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双方之间的鸿沟虽然在不断缩小，但差异仍然十分显著。由于德国东部地区经济转轨困难重重，造成双方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社会保障水平也没有被拉齐，也导致民众存在较大的心理落差。因此，德国距离实现“真正的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研究（1949—1900）”（16CSS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