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地图”是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针对不同田野点之间绘制的能呈现时间与空间的一种地图。它不但反映出田野工作者所调查过的田野点的时间先后顺序，而且能清晰反映出田野考察点所处的空间（经纬度、海拔）、田野点周围的地理文化环境、气候状况、社会结构、族群构成、经济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与音乐舞蹈相关联的诸多文化信息。“田野地图”既是一种地理文化空间结构图，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空间模型图。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田野点之间的横向联结，而且是多个田野点的时间与空间结构图型，以及田野点之间线索音乐民族志叙事研究的主要参考依据。
田野地图在音乐民族志叙事中的运用
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绘制“田野地图”有助于后期案头工作中线索音乐民族志（多点音乐民族志）研究。“田野地图”能为民族音乐学各个田野点音乐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材料，通过“田野地图”可以清晰梳理出某一音乐文化事象具体的传播路线，为音乐传播与变迁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素材，同时为其他学者的田野考察提供便利的地理文化信息。换言之，“田野地图”为民族音乐学的线索音乐民族志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多点之间的线索叙事与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且为某一音乐事象的传播与文化变迁研究，以及不同田野点之间音乐文化事象的关联研究提供参考依据。“田野地图”清晰地建构出不同田野点之间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两种空间结构模型。“田野地图”中具体信息图形的绘制是实现民族志书写的两个“在场”（“空间感的在场”与“田野民族志书写的在场”）的关键步骤，尤其针对海外音乐民族志多个田野点之间的信息联结很有效，为线索音乐民族志田野叙事提供了有效信息保障。“田野地图”就是通过民族音乐学学者田野工作中对行走过的多个田野点地理文化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信息标注，为线索或多点音乐民族志书写与叙事提供清晰的“时空感”，为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两个“在场”提供参考依据。
“田野地图”呈现出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两个“在场”，即田野在场与空间在场。前者主要是指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实际的田野过程与经历：跑了多少田野点，都去了哪里，即田野行程轨迹；后者主要是指田野点所包含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地理文化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绘制“田野地图”为音乐民族志呈现的两个“在场”的真实性书写提供有效信息保障。“田野地图”的时空感不但清晰呈现出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各个点之间分布的音乐事象的总体信息，而且也可以通过“田野地图”的绘制清晰勾勒出不同田野点之间音乐文化事象总体的文化特征。比如，笔者团队的东南亚瑶族音乐海外民族志研究，主要针对老挝、泰国勉瑶的具体分布信息、田野点信息，结合实际内容访谈，以及东南亚具体国家（老挝、泰国）的行政地图、交通地图等综合绘制勉瑶音乐海外民族志“田野地图”，为团队成员后期案头工作中的音乐民族志书写提供写作灵感。“田野地图”不但要绘制各个田野点乐舞事象的实际信息，而且要勾勒出不同田野点之间乐舞文化事象之间差异性信息。从“田野地图”中可以清晰反映出民族音乐学不同田野点之间音乐事象的传播与文化关联信息。
民间历史文献与口述文献信息为“田野地图”各点之间音乐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力证据。例如，在笔者团队展开的老挝、泰国勉瑶民间礼俗唱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可以从民间所藏勉瑶的“家先单”中的祖坟书信息，清晰勾勒出因迁徙路线的不同导致的勉瑶家庭所藏的诸如丧葬仪式、婚俗仪式、挂灯仪式、盘王大歌唱本中的唱词结构、书写方式、礼俗用乐的差异。同时，“田野地图”信息绘制也为乐舞形态分析与文化变迁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比如，不同田野点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语言环境、宗教信仰的差异为传统乐舞身份重建与形态变迁带来影响。例如，老挝与泰国的勉瑶音乐，由于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不同，其民间礼俗唱本的经书书写形式、唱本唱词结构、仪式乐舞的重建都有差异。
绘制“田野地图”可以更加直观形象地呈现族群音乐文化迁徙的历史轨迹，为音乐文化传播与在地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依据。比如，“丝路音乐文化”的传播、“苗瑶走廊”等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构建都可以用“田野地图”的模型勾勒出族群音乐文化的跨区域、跨文化、跨国境之间的文化传播。例如，东南亚勉瑶的三条主要迁徙路线有：其一，广东—广西—越南—老挝—泰国；其二，广东—广西—云南—老挝；其三，广西—云南—缅甸—泰国。三条主要勉瑶迁徙路线上田野点的勉瑶民间礼俗唱本的书写形式、唱词结构、仪式用乐等均有差异。笔者团队通过对来自不同迁徙路线的代表性田野点中勉瑶“挂灯”“丧葬”“盘王大歌”等民间礼俗唱本的研究发现，老挝沙耶武里勉瑶从中国云南迁徙而来，其《盘王大歌》经书的保存与仪式用乐比较完整。老挝华潘省南恩村赵进珠大师公家中保存的《盘王大歌》唱本已经成为了残本，仪式用乐已经消失，其他的诸如“挂灯”“安龙”等民间礼俗唱本中开始出现了用老挝语记录勉语发音的现象，传统的汉字表述唱本唱词大意已经成为一种空洞的所指。还如，泰国难府把岗村勉瑶的《盘王大歌》主要来自于老挝沙耶武里勉瑶，其仪式经书文本保存较好。另外，笔者通过东南亚勉瑶家中保存的“家先单”中的“祖坟书”的内容信息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东南亚勉瑶迁徙的路线地图。
“田野地图”为线索音乐民族志叙事提供多点比较研究，为“线性音乐文化空间”的构建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文化传播路线，同时也为乐舞文化的涵化现象提供诸多依据。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多点音乐民族志或线索音乐民族志研究，是对某一个音乐事象具体的传播路线展开多点之间的互证和比较研究。如果我们在实际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针对行走过的每个田野点展开“田野地图”的绘制，可以比较详细地记录多点音乐民族志考察中各个田野点实际的数据信息（比如人口数量、族群构成、时空坐标、地理文化景观构成等），从而为某一音乐事象的跨区域、跨文化、跨国境之间的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田野地图的“时空感”
“田野地图”的“时空感”主要是指田野过程中所处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前者主要指田野考察的时间、田野点的历史性研究；后者主要是指田野点中的乐舞文化事象所处的具体地理位置、空间方位，及其周边的族群关系构成、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体系等信息。比如，笔者团队在考察老挝华潘省南恩瑶寨与泰国清莱府惠冲蒲村寨的勉瑶的民间礼俗唱本时，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其所处的不同地理文化空间给其勉瑶民间礼俗唱本的重构与变迁带来的深刻影响。老挝华潘省与越南交界，其民间礼俗唱本受到越南勉瑶的影响，且两国的勉瑶经常来往，华潘省勉瑶都是从越南迁徙过来。但是由于老挝主流文化的深刻影响，老挝勉瑶民间礼俗唱本中出现了用老挝语记录勉语发音的现象，导致传统汉字书写的勉瑶礼俗唱本的表层含义丧失，传统汉字书写所表达的信仰内涵丧失，成为了一个僵死的书写符号，只知道其勉语的发音，所以用老挝语记录其勉语发音。泰国清莱府惠冲蒲村寨是勉瑶、阿卡族、拉祜族混居的村寨，这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但是赞美诗表述方式不同。“田野地图”不但清晰地标注了这个寨子田野点的时空位置，而且对其族群关系构成、宗教信仰体系都有清晰的标记。
“田野地图”的“时间感”，主要包括田野考察的各个田野点的具体时间与田野点音乐事象的“历史构成”、民俗音乐事象举办的具体时间与循环周期，以及族群音乐文化的历史性建构等信息。比如，多族群混居的田野点，可以通过“田野地图”清晰勾勒出每个族群具体的迁徙时间点、跨族群分布的准确时间，为其传统乐舞文化的历时性、层级性构建奠定基础。“空间感”主要包括各个田野点所处的地理空间坐标（包括经纬度、海拔）、地理文化景观（所处的地理空间环境：山脉、河流）等信息。总之，“田野地图”的“时间感”“空间感”为线索民族志的两个田野“在场”提供灵感。“田野地图”不完全是行政地图与交通地图，更是一种音乐事象传播路线轨迹的描述与记录，其蕴含的丰富地理文化空间信息与社会文化空间信息是其他类型的地图所不具备的，它清晰地记录了田野工作者行走的田野路线与某一音乐文化事象清晰的传播路线。“田野地图”的“时空感”同时也为音乐变迁过程提供可比较的参考数据。尤其“田野地图”的“空间感”建构中蕴含的丰富社会文化信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比如田野点人口状况、族群关系构成、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等。
“田野地图”的“时空感”描述，不但可以为田野工作提供清晰的地理文化坐标，同时也为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提供清晰的地理坐标，减少了其他研究者寻找田野点的艰辛过程，为音乐变迁、音乐传播路线的描述奠定基础。
通过绘制老挝、泰国勉瑶不同考察点的田野地图，形成一种田野考察的时空感，为田野民族志的撰写、数据库分类提供依据。目前，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尚无学者关注到东南亚勉瑶民间礼俗唱本的分类比较研究、海外勉瑶民间礼俗唱本的分类研究，以及从东南亚勉瑶的田野分布点、民间唱本的保存者、仪式用乐类型等角度展开唱本的唱词、仪式用乐、唱本类型、唱词结构与语言学等数据库建设研究，上述盲点足以彰显民族音乐学“田野地图”绘制的重要性。
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时空感”是笔者团队从事东南亚瑶族田野调查的主要亮点，通过“时空感”可以观照东南亚勉瑶音乐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而梳理出不同地方的勉瑶迁徙路线给当下东南亚勉瑶传统音乐带来的影响。笔者团队每到一个田野点都会进行事件和空间感的民族志描述，通过具体的勉瑶村寨所具有的时空感分析来观照勉瑶传统乐舞的发展与变迁。同时，建立田野点的“时空感”对于关注民族志两个“在场”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达之讲座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