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官窑考》，英文题名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由英国学者白兰士敦（Archibald Dooley Brankston， 1909—1941）于1938年编撰而成，由北京法文图书馆印制发行。该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明初官窑瓷器的著作，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诸朝官窑瓷器的生产概况、品种类型、装饰风格、鉴定特征等，图文并茂地描述了20世纪初期景德镇制瓷业的生产状况及其工艺技法，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工艺学、文献学和鉴藏学等价值，在当时西方陶瓷界、鉴赏界和艺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和强烈反响，并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那么，如此重要的一部西方陶瓷论著，是如何产生的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动因。

　　一是西方对中国陶瓷关注方向的转变，这是《明初官窑考》产生的内在动因。20世纪以前，西方汉学家为了推动本国陶瓷业的生产发展，纷纷“探密”中国陶瓷制作技术，翻译了大量诸如《陶说》《景德镇陶录》之类的中国陶瓷工艺类著作，冀以从史料记载中寻求突破，由此开启了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陶瓷生产的逐渐衰退和西方陶瓷工业的兴起，尤其是西方两次工业革命的实施完成，使西方陶瓷的工业化、机械化生产取得了明显进步，在陶瓷制作技术方面已经超过中国。鉴于此，西方对中国陶瓷的关注方向已不再是陶瓷制作技术，而是古陶瓷艺术鉴藏与审美。

　　这一关注方向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诸如《匋雅》《饮流斋说瓷》《历代名瓷图谱》之类的中国陶瓷鉴藏与审美类著作开始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并出现了许多英文译本，促使不少西方学者如卜士礼、大维德爵士、霍布逊等人开始纷纷鉴藏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由此产生了许多西方早期相关的研究论著和文章。其次，西方藏家开始大量购藏中国古陶瓷尤其是明清官窑瓷器，此时他们已认识到之前购藏的中国外销瓷并不是中国品质最高的瓷器，由此促使西方收藏中国古陶瓷的数量大幅增多，这为西方后续鉴藏与研究中国古陶瓷打下了坚实基础。最后，1921年英国东方陶瓷学会的成立，使中国古陶瓷越来越受到西方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古陶瓷鉴藏与研究的先声。该学会成员多年来一直坚持购藏中国古陶瓷，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品鉴和讨论其藏品，并通过学会刊物《东方陶瓷学会会刊》分享他们的鉴藏与研究心得，推动了西方鉴藏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发展。而这一关注方向的转变，正是《明初官窑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激发了当时白兰士敦对中国古陶瓷尤其是明初官窑瓷器的浓厚兴趣，这也是促成其编撰《明初官窑考》的内在动因。

　　二是1935—1936年，一场高水平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英国成功举办，这是《明初官窑考》产生的外在动因。1935年11月，由大维德爵士发起，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提供场地以及学术支持，乔治·尤摩弗帕洛斯、奥斯卡·拉斐尔、霍布逊等知名藏家共同筹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皇家艺术学院成功揭幕。这次展览会盛况空前，参展艺术作品超过3000件（组），参展国家达16个，参展单位计219个。中国是当时最大的借展国家，中国官方为此专门成立了这次展览会的筹备委员会，从故宫博物院和全国各大博物馆调出文物精品达800余件。这次展出被认为是“中国艺术瑰宝第一次大规模地以展览的形式在国外展出”，其借展文物种类之丰富、品质之精良，在当时西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吸引了大批中国文物爱好者和鉴藏家，参观人数达42万余人，这是以往西方艺术展览会难以企及的，尤其是激起了西方鉴藏家对中国古陶瓷的强烈兴趣。这次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936年3月才结束，为期近4个月。

　　这期间，白兰士敦由于身体原因，正好赶上从中国返回英国休养，“偶遇”了这次展览会；由于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文化，他还协助参与了这次展览会的展品陈列、图录编制和文物摄影等工作。这次展览会使他大开眼界，更使他有机会近距离仔细观摩和鉴赏这些来自清宫旧藏的明清官窑瓷器。这无疑为他提供了大量中国古陶瓷鉴定至为关键的标准件认识，使他对中国古陶瓷的鉴藏与研究一开始就比其他人系统深刻，避免了初学者容易误入仿品、赝品的歧途，同时还使他结识了不少学界前辈，掌握了当时比较前沿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这些都对白兰士敦后续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促成其编撰《明初官窑考》的外在动因。

　　三是作者白兰士敦的兴趣所至和深度介入，这是《明初官窑考》产生的直接动因。白兰士敦，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助理保管员。出生在中国上海的他，精通汉语，酷爱中国文化，这为他查阅资料、走访调查和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语言文化基础。尤其在参与1935—1936年那场展览会后，白兰士敦开始痴迷鉴藏与研究中国古陶瓷尤其是明代官窑瓷器。1936年3月那场展览会结束后，白兰士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被委派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考察。前9个月，他主要考察了中国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尤其是在北京琉璃厂和古玩店铺中，与众多学者、古玩商、收藏家进行了深度交流，在鉴真辨伪中获得了真知灼见。特别是与当时古陶瓷鉴藏大家郭葆昌、仇炎之、孙瀛洲等人的交游，使他迅速掌握了中国明代官窑瓷器的综合情况，这也是他能够在《明初官窑考》中提出许多超越前人观点的重要原因。诚如古陶瓷泰斗耿宝昌在《孙瀛洲的陶瓷世界》中言，白兰士敦的学术探究发展之路，孙瀛洲先生的指导作用不可忽视：

　　孙老（指孙瀛洲先生）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毫不保留，几十年来从师之门生不知凡几，其中包括一些外国学者。如英国研究中国陶瓷著名学者白兰士敦，1936年初来中国时，年纪尚轻，他就学于孙老，研究明初永、宣青花与永乐甜白瓷，回国后写就《明初官窑考》一书，其学术价值至今仍被看重。

　　后9个月，白兰士敦开始涉足中国南方地区，尤其对瓷业圣城景德镇的系统考察，使他收获颇丰，这也是促成《明初官窑考》编撰的直接动因。此次景德镇之行，不仅使他查阅到丰富的文献史料，辨识到许多实物信息，还使他对景德镇制瓷工序、工艺要领以及当时窑业生产状况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认识，尤其是他当时拍摄的工艺照片，为《明初官窑考》的编撰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纠正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古陶瓷的一些错误认知。

　　白兰士敦一生虽然短暂，但在古陶瓷界被认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所著《明初官窑考》由于成书时间较早，囿于当时的资料所限，尤其是缺乏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考古材料的佐证，在文献参引、器物断代、文字表述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误，甚至还有张冠李戴的地方，但瑕不掩瑜，该书作为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明初官窑瓷器的著作，具有开拓性意义，影响深远。诚如英国学者索姆·詹宁斯在《中国明代陶瓷》中言：

　　白兰士敦所写的《明初官窑考》是一位大有前途的年轻人的著作，尽管死亡使他在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就被迫离开，但他唯一的著作依然是15世纪中国官窑瓷器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明初官窑考》1938年初版印刷只有650册，因其影响力极大，很快就被销售一空，之后又分别于1970年和1982年两次再版重印，以满足读者对该书参引的强烈需求。2021年，笔者约同翁彦俊、汪婧伉俪合作编译了该书，使该书首次出现了中文译本，旨在进一步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并由此推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对世界陶瓷业的影响研究”（18BG1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