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语言与图像制造悬念
2021年11月03日 09: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3日第2279期 作者:陈肖静 王小溪

■电影《全民目击》宣传海报 资料图片

  由非行导演的电影《全民目击》上映于2013年。时至今日,这部电影在各大视频平台的播放量仍居高不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部电影所展示的情与法的抉择是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且广受关注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这部电影通过不同角色的语言和相应的图像不断建构和消解“真相”,最终从层层迷雾中揭示出客观事实,增强了情与法之间的张力,达到了更为理想的表现效果。从语—图关系的视角分析这部电影的叙事逻辑,不仅有助于为电影的悬念建构总结可借鉴的规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影片意欲表达的主旨。

  “全民”可见的叙事背景

  导演将电影命名为“全民目击”,本身就通过片名为故事设定了一个“全民”可见的叙事背景,而使“全民目击”得以实现的条件,就是媒体的转播和报道。在这部影片中,媒体扮演着呈现“真相”的角色。无论是影片中的观众,还是影片外正在观看影片的观众,都是通过媒体的视角了解案情和庭审情况。所以,媒体也代表着大众的视角。例如影片开头,红衣女记者在摄像机前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而在导播室的屏幕上,我们与影片中的观众的视线实现了统一,都通过电视屏幕中女记者的讲述了解了基本案情。同时,电视台的直播是用图像呈现当下的场景,我们的视线依然与影片中的观众是一致的,通过屏幕了解了庭审前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的转播和报道实际是用语言和连续运动的图像向观众传递信息,借助现代媒介让大众得以及时了解他们关注的案件,从而实现“全民目击”。而影片外的观众则通过与影片内观众的视线的统一,得以“目击”案件的审理,使得“全民”由影片内部的观众变为影片内外的观众,范围得以扩大。

  这种“全民”可见的叙事背景,很大程度上使案件审理变得透明,因而也就使影片内外的观众容易形成一种心理预设——“我”通过媒体的转播所看到的庭审结果就是真相。这种心理预设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观众缺乏质疑和反思,被庭审实况牵着鼻子走。例如庭审开始前,各大媒体在法院门前等候被告林萌萌的父亲知名商人林泰、检察官童涛、被告方辩护律师周莉,观众从直播中听到记者对这三个人的介绍,又看到媒体刻意配合着介绍分别转向三人的特写镜头。如果没有记者的介绍,作为影片观众的我们看到三个人的特写镜头,内心除了对三人的样貌有些主观的评价,不会有过多的判断。然而,配合着记者的介绍,我们看到三个人的特写镜头时,内心就会生出对其样貌的评价以外的评判。语言和图像的配合,会对观众的判断产生引导作用。

  一方面,“全民”可见的叙事背景使得影片内外的观众视线统一,能够产生良好的代入效果,帮助影片外的观众很好地进入故事情节,增强影片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全民”可视的叙事背景带来的感染力和沉浸感会使影片外观众的认知和判断被影片内的语言和图像引导,从而难以真正理性地对影片内的事件做出判断,这样一来,影片便能够通过语言和图像建构悬念。

  语言配合图像制造和消解悬念

  语言配合图像制造悬念的情形主要发生在庭审过程中。

  首先是庭审前媒体评论营造了悬念。评论的语言措辞使观众在没有看到影像证据的情况下生出俗套的想象。林泰咬定自己的女儿无罪,并让记者不要轻信所谓的证据。记者与林泰的对话也起到了制造悬念的效果。

  其次是庭审过程中参与庭审的人员和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制造了悬念。庭审开始后,童涛提问林萌萌的过程和案发经过的视频以交叉蒙太奇的形式呈现出来,使观众得以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监控录像记录了林萌萌约见杨丹以及开车撞向杨丹的画面,但监控录像只有画面,没有声音,这意味着案发现场语言是“缺席”的,画面上明显能够看到林萌萌和杨丹都说了话,但观众却不能了解她们说话的内容,即语言承载的信息是缺失的。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为影片内的人物和影片外的观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从而达到了制造悬念的效果,也为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此时,观众能够听到的只有庭审现场人员的声音。面对控方的提问,面对控方证人的证词,被告人林萌萌和被告辩护律师周莉都表示不反对、没有疑问。如此一来,童涛步步紧逼、逻辑清晰的提问和周莉“消极”的应对状态引导观众认为案件结论已经很明确了。表面看,影片开头营造的悬念似乎在几分钟内被消解了,实际上,观众心中的疑惑却进一步加深。

  林泰的老部下、杨丹的司机孙伟作为控方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在周莉的一连串询问下,孙伟的回答展示出了一个与观众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的“真相”。在这个周莉和孙伟的语言共同构成的“真相”中,被告人林萌萌成了受害者。这个年仅20岁的女孩脸上的茫然、无助让观众心生怜悯,这样一个“真相”显然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第二场庭审中,童涛对林泰的提问与周莉对孙伟的提问异曲同工,同样是借助观众对林萌萌的同情以及对林泰的成见。观众们转而认定林泰才是拿亲生女儿和老部下当“替罪羊”的“真凶”。

  在庭审过程中,林泰和苏虹的暧昧照片是一份图像“证据”。苏虹面对警察的审问做出的回答,则是用语言建构了证据。语言与图像的配合建构起一个合乎逻辑的“真相”,却也让“事实”被遮蔽了。此刻再反观两次庭审中周莉对孙伟的提问环节与童涛对林泰的提问环节,不难发现,影片正是通过语言与图像的配合建构合乎逻辑的“真相”,让真正的“事实”被遮蔽了,从而达到制造悬念的效果。观众的心理状态则是语言与图像能够制造悬念的重要条件。莫里斯·梅洛-庞蒂指出,“电影的含义融入了它的节奏,正如一个身体动作的含义可立刻在该动作中被解读出来。出了其自身,电影并未表达任何别的含义。在电影中,观点被打回到原生状态,它是从影片的时间结构中显露出来的”,“影片的表意”“不是冲着某种独立的理解力说话,而是冲着我们心照不宣地解读客观世界或人物并与之共存的能力说话”。

  语言配合图像消解悬念的情形主要发生在庭审过程之外。

  童涛与林泰多次在法庭上“较量”,似乎林泰总能让自己的“违法行为”逃脱法律制裁。童涛的叙述会让观众形成一个判断:基于一系列的矛盾,童涛难免对林泰持有偏见。尽管童涛的语言未能直接消解事件的悬念,却在一定程度上与影片后半部分对事实的揭露形成了呼应。

  在庭审前周莉与林泰的交谈中,我们看到了林泰企图花钱让周莉为林萌萌做无罪辩护的事实。异曲同工的情节还有孙伟夫妇与林泰的交谈,两人出于对林泰的感激和对林萌萌的关爱而制造了伪证,两人在庭审前与林泰交谈的画面和所说的内容消解了孙伟在法庭上建构的“真相”以及苏虹提供的图像“证据”。被遮蔽的事实暴露出来,悬念得以消解。

  本片消解悬念最有力的画面也是最为震撼的一个情节是周莉驾车撞入红星机械厂后看到的景象。与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装修效果让周莉确信自己看到的视频是一条“伪证”。案情原本是简单明了的,而林泰提供的视频使案件扑朔迷离,建构了符合观众逻辑的“真相”,遮蔽了客观事实,制造了一系列悬念,而当观众随着周莉的视线看到林泰伪造的“案发现场”之后,一切悬念都被消解了,事实终于浮出了水面。

  可以看出,在电影中,语言与图像的不同配合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有学者指出:“图像需要文字解释其所暗含的思想,使思想得到澄明;文字也需要图像的帮助,使其表达更加形象具体。”这也正是《全民目击》能够悬念迭出的关键原因。

  事实呈现出来的时候,作为观众的我们却未必因悬念的消解而感到轻松。相反,情与法、情与理交织形成的多重张力让我们的心情有些沉重。《全民目击》体现了导演对法律的尊重和遵守。在情与法的张力背后,青少年教育问题作为社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得到了强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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