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受到的熏陶与抗战歌曲有很大关系。

　　妈妈带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抗战，到处可以看到有人在街上喊口号，反对日本侵略者。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音乐宣传对抗战起了太大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群众的爱国歌唱活动也逐渐展开，这就是后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一个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爱国歌唱活动。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好的作曲家，写了很多好歌。如“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亲善合作不要听，抗日救国要齐心。中国的人民有四万万，快快起来赶走日本兵。”（崔嵬、钢鸣作词，吕骥作曲，后来作为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插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救亡进行曲》创作于1936年初，由周钢鸣作词、孙慎作曲）贺绿汀的《我们都是神枪手》也是那个时候唱的。这些歌曲通俗生动，明快有力，结构短小精悍，有充满战斗性的进行曲，也有富于激情的大众化抒情歌曲，被人们广泛传唱。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宣传了抗日，团结了群众，当时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也都在唱。学者们认为，这些歌曲的问世，树立了中国革命音乐创作的战斗传统，开创了具有革命的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特点的专业音乐创作的崭新局面。

　　我最爱唱的是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流亡曲》《复仇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真的把大家想念家乡的情感表达了出来。再想想自己的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了，就更想念家乡，这个很打动人。那时候像这样的歌曲有很多。

　　我出生于革命家庭。我的爷爷黄齐生（黄禄祥）是近代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热心开展业余教育工作，主持兴办贵州达德学校。1917年，率贵州学生赴日本留学，后又组织赴欧洲勤工俭学，结识了蔡和森、李维汉、徐特立等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和留欧学生革命活动。1927年，在上海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今南京晓庄学院）。1931年，经黄炎培介绍先后往江苏昆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活动。七七事变后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我的伯父王若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个时候，我的家人都参加歌咏运动，上街一起唱，还在邻居间、老乡中教唱。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后来也参加了革命。1944年，爷爷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第二年我追随爷爷来到延安，那个时候我还不到8岁。到了延安之后，我便开始了革命文艺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儿童时受到的音乐熏陶，就是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开始的，对后来的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系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现当代音乐口述史——著名音乐家访谈录”、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规划课题“中国音乐口述史料的抢救性采集整理与研究”（19YJA7600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