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体育赛事是指在农耕文明背景下，产生于农村经济地理空间聚落，发展于周而复始的民俗活动文化空间之中，以娱乐、健康、休闲为目的的体育生活方式和体育习俗。乡村体育赛事由于兼具独特的亲和力、刺激性、趣味性、聚群性、地域性，对身为“他者”的乡村场域之外的受众而言，更具神秘性和吸引力。乡村体育赛事中，群体性聚集观摩以及带有互动仪式化的群体行为渲染赛事氛围，增进了城乡之间的民众交流与情感凝结。

　　乡村赛事空间激发情感交流

　　情感动员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表达，在持续互动中唤起、激起或者改变对方对事物认知、态度和评价的过程。从整个情感动员的发生逻辑来看，影响群体情感动员发生的因素主要有：承载情感的空间、情感要素的类别、情感互动仪式。游客置于乡村赛事空间之中，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环境来获得直接的文化体验，乡村需要通过相关实体性介质来传递地方情感。村落建筑设计、传统服饰、地方美食等物质实体便承载了抽象的文化情感融入，同时乡村特色习俗以体育赛事展演的形式展现，赛事展演的舞台、旅游纪念品、土特产等成为乡村赛事空间中重要的景观。贵州台盘村的“村BA”体育赛事，便是通过篮球赛场上球员的差异化、地域化来传递共同体情感的一个样本。这场赛事吸引了在外务工的乡贤、球员返乡参加比赛，从村内寻找裁判员、记分员等人才资源，以人员的本土性传递以血缘为基础的乡村集体情感。而媒介化的景观展演，将后台篮球体育赛事呈现于短视频前台之中。媒介化展演将乡村空间的赛事传递到城市空间中，让异质化的群体为别致的乡村体育赛事而狂欢。

　　乡村体育赛事体验旅游具有差异性、参与性、挑战性、真实性的特征，这与城市居民较单一的生活工作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而乡村空间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恰好能够创造一种环境，供其释放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从而引发城市居民涌入乡村体育赛事空间。在“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文化下，城市居民作为异质性个体的“他者”进入乡村空间中。在主客体相互凝视下，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互相影响。凝视是一种居高临下、带有权力的目光。凝视者是主动的、有意识的，而被凝视者则处于无意识的被动状态中。毛兹（Maoz）认为，地方凝视和游客凝视是一个互补的词，双方在交流和感受的双向传播情境中，导致了“双向凝视”（mutual gaze）。只有通过平等对话，才能够建立融洽的“我—你”关系。媒介图像话语叙事赋予乡村体育赛事符合城市人带有理想色彩的田园想象。当游客进入乡村空间中，从自我观察中抽离出特殊的精神概念，对整个乡村空间的文化、历史、社会关系、饮食产生独特体会，从而加深了对体育赛事的情感理解。

　　仪式共享完成情感传递

　　情感动员能够直接有效地以情感为工具，对内容进行策略化运作，达到空间共同体凝结和连接的目的。乡村体育赛事中情感动员的“诉诸情感、仪式设计、仪式互动”三个过程，体现整个乡村体育赛事中情感动员的发生逻辑。乡土体育赛事以自身的亲和力和“草根”性的情感特征区别于西方体育赛事，更具有民族文化价值。乡村体育赛事更多遵循着乡村社会内生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是指民间社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宗教礼仪、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更加强调道德上的非强制性管制。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强调互动仪式在建构特定社群组织的群体心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资本与情感变量是互动仪式链最关键的变量。整个乡村体育赛事中存在线上媒介话语空间及线下乡土赛事展开的物理空间两个场所，从线上空间获得“可见性”，再到线下空间获得互动交流提供情感空间载体。疫情使得一场全民狂欢、群体聚集性且具有高度正能量的乡村体育赛事“村BA”成为民众情感的宣泄口。官媒、自媒体对“村BA”的正面肯定情感传播，再由资本助推、算法技术推荐加持，让该事件正面评价属性的螺旋效应愈发扩大，完成事件意义的建构。个体在与集体互动中，为寻求群体认同而进行点赞、评论、转发，从而将个体的情绪传染到更多观众，不断聚集情感意见，吸引众多粉丝现场观摩、打卡，完成整个群体情感动员。

　　在乡村体育的集体空间打造中，仪式共享的情感传递能够打破离散型乡村的发展现状，重塑“新的空间共同体”，从而凝结乡村集体情感与文化认同。随着现代化、工业化日益推进，我国社会进入了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所定义的“加速社会”之中。身处其中的人们，集体意识逐渐变弱，个体意识逐渐增强，社会团结也由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而对于乡村空间来说，仍然以“地方感”作为情感联结，贵州“村BA”赛事打破“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文化制约，形成坚持村民在村落体育中的主体地位，以村民自己去管理体育赛事的内生性发展模式为主，以外部政策、资源等帮扶为辅助的“新的空间共同体”。在乡村体育赛事中具体体现为：让离散资本也可以及时返乡，参与到整个赛事活动的庆典之中。由村民共同商讨体育赛事的开展，在交流和互动中，强化村民之间的连接。

　　为文化传播和情感表达提供空间载体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的主流趋势弱化了乡村社会的地域形态和空间格局，使得承载乡村记忆的时空机制就此失效。规整化的城市规则和强势的城市文化话语，对乡村历史、传统的排斥，也削弱了村民与其过去的联结，中青年主流群体更是缺乏甚至不愿去接触记忆中已经“落后”的事物。乡村体育赛事打造了一个具象化的实体空间符号场域，不仅是培育公众文化的重要场所，更是一种具化社会“情感结构”的生成方式。体育赛事实体场所的建立构造出一种时间永续的“公共空间”领域，为文化传播和情感表达提供了空间载体。赛事主办者将人与环境、人与物、人与人连接起来。通过啦啦队表演芦笙舞展演民族文化遗产，通过身着传统服饰来展示少数民族的银饰文化，在有限性封闭式的体育场所内，以群体情绪感染的方式形成文化集体记忆。

　　在乡村居民共同参与的情境下，乡村体育赛事增强了乡村凝聚力。乡村体育空间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其原因不仅是物质基础的匮乏，更是村民对于体育价值观的偏移，劳动等于体育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在乡村体育文化价值建构乏力的情况下，如何向村民解释和传达好体育本身的价值，让村民从思想上接纳作为“他者”的体育文化是触发共意行动的第一步。在众多村民外出打工的时代背景下，将“乡村体育+旅游”结合起来，是极为必要的。这可让受众认知到乡村体育的魅力，了解体育赛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改变其心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机制研究”（21VMZ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