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对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各种媒介、手段向外界有效传播政党制度、政党理念、价值观及文化的政治活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为了扭转被污名化和妖魔化的不利局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向外界展现真实形象，传播自己的声音，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时期对外传播的迫切性

　　延安时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多有误解。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经济、军事、新闻等多方面封锁，将陕甘宁边区与外界隔绝。同时，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不断歪曲事实，大量刊发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道。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亟须向国内外传达其抗日主张，让中国和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因此，加强对外宣传，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阐释党的方针政策，展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成为党的一项迫切任务。

　　讲述延安故事的传播策略

　　全球式建构。延安时期，党中央通过建立对外宣传机构、创办海外报刊、架设电台等方式建构起对外传播的媒体集群。面对国民党的全面封锁，中央提出“加紧国外宣传”方针，争取海外华侨、国际友人的支持。首先，1938年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国际宣传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国际宣传组在武汉翻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并给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英文版）撰稿，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和党的政策主张。其次，在海外积极筹建报刊。抗战前，党在法国巴黎和美国纽约分别创办了《救国时报》与《先锋报》，宣传党的革命事业。抗战爆发后，为了抗战工作的需要，1938年8月，《救国时报》与《先锋报》合并，沿用《救国时报》的名称在美国出版。合并后的《救国时报》继续坚持宣传党的政策纲领，报道中华民族抗日的英勇事迹和顽强精神，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最后，架设电台播发英语新闻。1944年8月，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在延安成立。9月1日，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正式开播，向海外听众播发党的抗日主张和解放区新闻，让世界听到了延安的声音。综上，延安时期党的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互为补充，构建起多形态、多层次的对外传播格局，为党的外宣事业积累了丰富经验。

　　融通式叙事。在延安，外国新闻记者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领导人用贯通性的话语和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向中外大众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根据《西行漫记》记录，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交谈中用“言论自由”“自由贸易”“公平买卖”“民主革命”“民主纲领”“民主政权”等话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在此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

　　精准式设计。中央根据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的身份及目的，积极开展不同的外事活动，采取行之有效的外交手段，用客观事实消除他们的错误认识。1938年6月，世界学联代表莫莉·雅德、柯乐曼、雷克福和付雷德四人飞抵延安，中央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安排抗大的青年学员与代表深入交流，并向他们颁发抗大名誉博士证书。莫莉·雅德等人回到美国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演讲、报告等活动，介绍延安军民的革命生活，对世界青年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起到重要作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莫瑞斯·武道以路透社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但实际上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武道访问延安后，在前线亲眼看到中共与日军作战，后来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驳斥了国民党关于中共游而不击的谣言。1944年7月和8月两批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央专门组织安排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员，向他们全面介绍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及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美军观察组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给予了充分肯定。党针对不同身份的国际友人采取不同的信息交往方式，取得了关键成效，这既对党外宣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也是重要的传播规律。

　　第四，迂回式传播。主动发声是对外传播的首选路径，但开辟对外传播的迂回路线同样是必要的传播方式。外国记者的宣传与报道，特别是外国记者的新闻稿件经翻译再通过国内出版发行，这种由外而内的传播路径，突破了国民党政府对延安的信息封锁，中外人民通过“中国革命故事”了解了延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写下著名的《西行漫记》。1937年3月，《西行漫记》的雏形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王福时等人的主持编译下秘密出版；同年10月，《西行漫记》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1938年2月，《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在上海以复社名义正式问世。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延安，中央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边区的政治、经济及军队建设。西北之行后，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这几部通讯报道相继问世，后经编译在国内出版发行，为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依据。

　　讲好革命故事的当代价值

　　讲好延安故事的意义在于达成共识、制造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卓有成效的对外宣传工作，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和诋毁，更向世界人民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和人民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升了党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如今，延安时期的对外传播经验对我国的国际传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坚持讲事实的原则。针对党的外事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提出要求：对方提出的问题，在职权范围内的事，要坦率地正面解答，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卑不亢。从斯诺到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再到美军观察组，党中央用实际的执政成果向他们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党的外宣工作产生了积极效果。

　　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延安时期，毛泽东积极邀请外国记者到边区进行考察，讲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改变外国记者的错误认识。斯诺到延安后，周恩来不仅热情地为其制定采访路线，还承诺他的采访活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更加需要用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借力外媒，讲好中国故事。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媒体记者、学联代表、美军观察组等，利用通讯文章、专著、演讲、报告等将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传递到海外，向世界展示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因此，在今天，我们更需要借助外媒力量，客观公正地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媒介域视角下延安木刻版画的社会动员研究”（21AXW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