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丝绸之路考古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文明发展的脉络，见证东西方文明相遇相知、交流融汇的历史。丝绸之路千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3月4—5日，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单位举办的“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聚焦黄文弼先生学术理念以及丝绸之路考古等内容开展学术研讨，共同推动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立足学术前沿拓展研究思路

　　黄文弼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为中国丝绸之路考古、边疆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1937—1938年，以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为主任的西安整修碑林办事处，对西安碑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工程，西安碑林由此初具规模。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表示，我们要延续、传承黄文弼先生以“开成石经”为核心的石碑分类研究以及残损调查、文字校勘，深入挖掘西安碑林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黄文弼先生的学术兴趣，为何从哲学转向艺术史，又转向西北考古？基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葛兆光认为，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有关边疆考古中的“学战”视角看，源于中外学术竞争中的“胜算”与“胜负”；从学术追求与抱负的视角来看，源自中国学术界为重建一个独立连续又包容四裔的中国历史的学术努力。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汉代丝绸之路史研究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完美结合的经典。对于丝绸之路史和生态环境史等学术方向的研究，《罗布淖尔考古记》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西北大学史学部主任王子今看来，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对丝绸之路生态条件的充分关注与认真考察，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思路，体现出立足前沿的创新意识，达到了领先学界的水准。对于罗布淖尔古水系变迁的研究，对于罗布淖尔汉简“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等信息的揭示，对于节令所透露的气候问题的关注，都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识见。

　　见证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五星”锦上的动物纹及其寓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提出，关于“五星”锦上所织四种动物纹，分别对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天宫四象的组合。将“五星”锦和“讨南羌”锦视作出自同一织物，导致了一些误解。“五星”锦是通过星占用辞作织锦吉利语，配以天宫为背景是再自然不过之事。“五星”锦上所织四种动物纹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宫，共同构成四象体系，四灵同时出现作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象征。这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语境提供了相称的天象语境。

　　佛教考古是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内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冉万里提出，咸阳洪渎原成任东汉墓地发现的两尊金铜佛像，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对于深化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和中国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是改写了中国古代出现独立的供养佛像的历史，将这一历史从三国至东晋十六国时期（3—5世纪初期）提前至东汉晚期即2—3世纪，提前了百余年。二是改变了以前的东汉时期佛像主要发现于长江流域这一认知。三是说明东汉时期东西方之间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汉王朝的包容，而大月氏人在其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不仅在中原北方地区已经有了以上层社会为主的信众，而且已经出现了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的膜拜对象——金铜佛像。五是将佛像作为随葬品表现出东汉时期的人们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丧葬观等对待佛教及佛教造型艺术的。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途。唐代的碎叶地区最早是塞人游牧之地，5世纪以来众多从中亚河中地区迁来的粟特人居住于此，成为诸国商人聚居、商业繁荣之地。西北大学中国民族史团队专家周伟洲通过研究发现，唐代碎叶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唐代碎叶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可以佐证，唐代碎叶的历史不仅是唐代鼎盛时期丝绸之路的一个缩影，还是中西文明交往的典型例证。经贸合作，互惠互利，是文明互鉴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