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普及渗透，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产生活。数字技术的应用，构建了社会生活新场景，为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现实支撑，塑造了新技术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如何有效推动数字化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创新，是摆在学界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数字技术融入社会生活

　　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为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带来了新机遇。

　　2022年2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居全球首位，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网络社会、数字社会已经到来，也为发展数字政务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蓬勃发展，使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的融合发展成为数字时代新型城乡关系建构的焦点议题。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表示，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城乡社会资源的挖掘、放大和利用，亦助推着传统城乡经济发展关系、政策赋值关系、文化观念关系和治理空间关系的解构与重构。建设数字中国，消弭数字鸿沟，以数字实践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城市进步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应有之义。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使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出现了一种新的科技支撑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向静林表示，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独特的工具性价值，其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有助于破解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方面的难题。另一方面，数字化并不意味着只要拥有数字技术就能实现目标，数字技术应用是一个社会实现过程，受到制度环境、组织机制和社会基础的影响，需要与传统的治理要素发生互动。在他看来，数字技术能否与传统治理要素深度融合，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成效。

　　提升社会治理智能水平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从“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到“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深刻反映了国家对数据赋能国家治理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广东社会治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代凯告诉记者，信息基础设施是实现社会智治的根基。我们要站在统筹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的高度，进行系统谋划，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持续推进交通、物流、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的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支撑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在向静林看来，数字技术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在政府、企业、民众等主体之间建立联通性，为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技术性的载体、渠道和机制；二是为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和有效性提供信息来源、信息工具和信息安全保障；三是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应对复杂性问题的新机会、新思路和新手段，有助于形成直面复杂的治理理念和预测预警的治理方式。

　　坚持正确价值导向

　　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既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也可能带来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因此，我们需要构建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基础环境和有效约束空间。向静林认为，这不仅需要培育相应的制度体系、组织机制和数字素养，夯实数字技术应用的基础环境，还要构建政府、平台、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以及多层次的技术防护和社会干预机制，形成数字技术应用的有效约束空间。

　　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代凯表示，我们必须走出工具理性的迷失、技术主导的误区，回归技术为社会治理服务的逻辑起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为社会治理赋能增效的同时，也给社会系统的安全性带来风险与挑战，比如个人隐私泄露问题、数字鸿沟问题、数据安全问题、网络违法犯罪问题等。对此，代凯认为，要筑牢安全观念，坚持技术应用与风险防控并举，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和应用潜力，注重对技术风险的前瞻性预防与战略性控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公共信息安全、个人隐私安全。

　　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更是时代重任。当然，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数字治理建设都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在数字治理技术创新、理论创新等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和积极开拓，更好促进数字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