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韧性城市是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议题。4月27日，第十三届广州学术季之“活力广州·韧性城市”学术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超大城市治理及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问题展开探讨。

　　积累中国经验

　　随着社会发展，超大城市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未知风险不断增加。面对各类风险交织的城市治理复杂局面，如何提高城市抵御冲击、适应变化及自我修复的能力，保障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学术共同体面临的重要命题。

　　韧性城市是城市防灾减灾实践的重要探索，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已经嵌入我国政府治理话语并指导灾害治理实践。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朱正威表示，现代城市系统面临的风险呈现典型的复合型特征，应该在重新审视“灾害”定义的基础上，有效回应复合型灾害风险耦合、级联效应和跨域传播带来的挑战。一方面，要从发展与安全并重的高度，定位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长远目标；另一方面，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城市应急管理的体系韧性。

　　在强调应急管理“正激励”的同时，对管理不力的情况进行监督问责“负激励”，是城市韧性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高小平表示，在应急管理过程中，为更好发挥“负激励”作用、建设责任政府，我们应从顶层设计高度展开思考。一是重塑“应急管理激励观”，强化责任意识和法治思维；二是优化应急管理“负激励”的结构性制度，明确各问责制度的功能定位；三是健全应急管理“负激励”的运行性制度，并开展科学评估；四是强化应急管理“负激励”的赋能性制度，强化规则系统性；五是发挥零激励的效能，适当“点刹车”；六是在管理中善用“化负为正”的辩证思维。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看来，我国超大城市领导干部应急能力有待提升。其着力点在于完善应急培训体系，创新培训手段；完善应急预案，通过演练检验预案、完善预案；要特别重视提升领导干部的应急指挥决策能力；要培养治理思维和专业素养结合的综合性应急人才。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与超大城市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社会已形成了诸如“伦敦经验”“纽约经验”“东京经验”“莫斯科经验”等一些典型的应对方法。对于我国超大城市治理的基本原则与一般规律，他提出了“五好城市模型”，即好的城市治理、好的都市圈、好的养成环境、好的营商环境以及好的城市居民。

　　借助数字技术

　　新时代背景下，城市治理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进一步强化数字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李瑞昌认为，城市治理的第一要务是要实现宜居宜业，促进城市的繁荣发展，应着力建设智慧城市和韧性城市。城市建设受政策要求、基础水平、财政状况、自然灾害、人口状况等条件限制，针对不同治理客体需要不同对策。小城镇应以韧性城市建设为主，而超特大城市应以智慧城市推动韧性城市建设，以数字应急牵引韧性城市建设。

　　我国城乡灾害治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自然灾害风险的综合防范亟待加强。在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利敏看来，在以数字城市理念推进城市灾害治理能力建设过程中，应以政府规划推动数字城市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以数字技术推进灾害治理能力提升，以民众参与提高数字城市灾害治理能力，以数智赋能促进应急管理能力提升，从而规避实践陷阱，最大限度造福城市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出，可以通过对城市体征的评价即城市体检，来诊断和解决城市病。要明晰城市评价的价值取向，城市体检的作用不是绩效排名，而是提供信息并优化决策，实现以评促改。同时，管理者要做好范式转换和思维颠覆的准备。在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不仅要充满韧性，还要回归人性。

　　建设韧性社区

　　社区是城市系统的基础单元，建设韧性社区是韧性城市建设的有效途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林认为，韧性社区治理是生态领域衍生的“抵抗力”、社会生态领域的“恢复力”和精神心理领域的“自治力”三力的结合。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党委书记李鹏同样关注建设更具有韧性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这一议题。他通过对大连某街道的调研发现，自组织网络关系中缺乏管理体制和共治领导力，单纯依靠自组织来抵御扰动会造成新的社区管理信任危机，同一社区的小区并未按照人口脆弱性享受到社区服务，社区协作能力缺失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这些都是目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对此，他认为，需要有效识别社区脆弱性人口，创新社区服务，强化社区关系网络建设，拓宽群众参与渠道，积极回应群众意见，通过多区域测量建立指标评价体系，不断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在重大突发风险冲击下，城市脆弱性问题会对城市治理产生重大影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容志认为，构建韧性化的城市民生保障系统，需要建设具有韧性的市场供应链，提高韧性的公共治理能力，加快建设韧性的社区共同体，细化和完善有关政策及制度。

　　会议由广州市社科联、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