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目的是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来遏制霸权野心，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推行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主权不平等的修正主义世界秩序，并打着“普世价值观”的旗帜将其合理化。霸权世界秩序旨在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其手段包括阻挠潜在对手的崛起以及推动主权不平等制度，因而它注定是短暂且不稳定的。随着霸权时代的落幕，世界开始转向多极权力平衡，因此有必要重新挖掘不可分割安全原则的内涵。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恢复和改善基于主权平等国家权力平衡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其核心是世界多极化。

　　世界秩序的建立与发展 

　　世界秩序是指国际社会根据共同利益准则和行为规范来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的一种组织与运作方式，这种组织方式构成了世界政治规则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欧洲各国创造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它也奠定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这与西方五百年来的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欧洲秩序此前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霸权统治下组织起来的，然而，随着权力的分散，宗教改革破坏了“普世价值”。霸权秩序的崩溃导致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任何一个冲突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重新开展霸权控制，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作为普世主义宗教机构的合法统治地位也瓦解了。尽管这场战争最初始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争端，但权力、政治地位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就连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也决定与信奉新教的瑞典结盟，从而平衡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过大的权力。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象征着战争的结束，为欧洲勾勒出了一个权力平衡的新秩序，也为现代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它确立了各个王国的主权，从而解决了权力管辖范围重叠的问题，主权国家的概念也由此诞生。在这样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体系中，各国、各国家集团势均力敌，通过保卫自己来维护和平。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国家成为最高主权，此时的欧洲必须解决随后出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国际关系状态下，不存在中央集权的权威或管理机构来规范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具有主权和独立地位，没有上级权威来执行规则和解决争端。这种安全方面的困境导致了冲突，因为只要某个国家为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更多措施就可能会破坏其他国家的安全。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大关键原则就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确保对手的安全是实现欧洲持久和平稳定的关键。这一原则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安全理念，即冲突的胜利方可以惩罚和征服失败方。相反，该秩序旨在用约束和合作取代征服和统治。于1815年创建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会议制度也广泛采纳了这一原则。

　　然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是一个欧洲秩序，它所实现的主权平等仅限于欧洲。尽管如此，权力的逐渐分散和西方集体霸权的削弱导致了殖民帝国的逐步解体，这意味着有必要让主权平等概念覆盖所有国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后来根据联合国宪章制定的国际法奠定了基础，同时逐渐消除了殖民地托管制度的概念。然而，由于冷战而形成的集团政治和随后的安全依赖关系又重新创造了有限主权的概念。冷战结束时，出现了一个能在主权平等国家之间重新改革和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机会，并以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为基础。然而，苏联的解体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权力过于集中。它们反对国际权力平衡，转而支持霸权稳定论。

　　“美式和平”的兴衰 

　　此时，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的可能性，而企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手段就是声称该霸权代表“普世价值观”的自由民主。这背后所谓的理论是，霸权和自由民主价值观能够实现比权力平衡更持久的和平。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状态将在冷战后的时代扩展到全球范围。苏联解体后一个月，布什总统在1992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耀武扬威地宣布道：“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从西方领袖变为了全球领袖。”

　　美式和平（Pax-Americana）的概念源于罗马治世（Pax-Romana），即公元1世纪到2世纪罗马帝国霸权统治下存在的和平与稳定时期。这个长达200年的时期实现了相对和平，经济文化繁荣鼎盛。但这个时期也以压制异议著称，同时，罗马文化价值观被强加于被征服民族。霸权和平只能通过遏制竞争对手的崛起来维持。苏联解体不到两个月后的1992年2月，美国《国防规划指南》（DPG）的泄露揭示了沃尔福威茨关于全球主导地位的理论，文件中提到“首要目标是防止新的竞争对手再度崛起”，这包括德国和日本等盟友的崛起。

　　在霸权统治下，主权平等原则遭到抛弃，因为霸权国家宣称其有权代表和捍卫其他民族。因此，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法受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政府所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一个基于主权不平等的霸权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天主教会此前在欧洲宣称其对所有民族拥有“普世主权”如出一辙。

　　在权力平衡的框架下，国际法扮演着促进各国相互制约的角色，而霸权的存在将导致出现新的游戏规则来消除对霸权的制约。在单极化时代与西方集体霸权的统治下，世界被人为地重新划分为拥有完全主权的自由民主国家与拥有有限主权的专制国家。无论这种民主宣传、人道主义干预和全球反恐战争背后有多少含义，它们都存在共同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最高主权和其他国家的有限主权。自由民主由此成为文明国家能否获得完全主权的新指标，而西方也得以再次通过实践新的“文明使命”，即重新创造“花园丛林论”来彰显其优越性。

　　1999年，北约入侵南斯拉夫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然而，却有人辩称这场战争非法但合理。这种高超的粉饰手段无疑割裂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将自由民主和人权视为有效的法律依据。显然，只有美国及其盟友才具备这种特权，即将自由价值观作为非法的合理性依据。自由价值观因此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国际法中的例外条款。自此之后，有人渴望将特例条款制度化从而将自由霸权合法化。他们开始讨论建立“民主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 AOD）来取代联合国的合法权威。之后，这一提议被改革为建立一个“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该同盟“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阻止自由国家信守联合国宪章目标的情况下，可以批准使用武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提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成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从而让西方民主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感受到较少的约束。

　　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脱钩最终导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出现，这种国际秩序以主权不平等为基础，想要取代基于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宣称自己是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主价值观和人道主义法，但它实际上却是促使霸权合法化的工具。当诸如“领土完整”和“自决”这样相互矛盾的原则同时出现时，这种国际秩序秉持的“规则”始终是权力利益。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倾向于支持“自决”；而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美国却坚持“领土完整”原则。

　　冷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两大关于新世界的主导思想流派：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预测，世界将在美国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这种美式和平的愿景注定要失败。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提道：“我指的是哪种和平呢？我们寻求的是哪种和平？不是靠美国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美式和平，也不是坟墓般的平静或奴隶式的安全。”美式和平的失败是可预见的，它的失败使得美国政府认定有必要击败竞争对手，因此，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 

　　“其他国家的崛起”带来了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多极权力平衡。为了确保新的权力平衡是良性的，中国似乎在重振国家间的不可分割安全原则，并认为除非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享有安全，否则没有国家是真正安全的。中国支持多极权力分布和文明多样性，展示出其努力恢复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决心。此外，中国建构的不是欧洲秩序，而是一个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借鉴了19世纪初美国的三大支柱体系，当时的美国发展了制造业基地、交通基础设施和国家银行，用以对抗英国的经济霸权和随之而来的侵入性政治势力。同样，中国通过发展领先的技术生态系统，推动了国际经济基础设施去中心化，于2013年推出了令人钦佩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开发了新的金融工具。

　　自然而然，一种“依赖平衡”出现了，它再现了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逻辑。所有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都存在不对称性的特点，通常有一方比另一方更依赖对方。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中，双边关系中更强大且依赖对方较少的一方可以将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力量。更依赖对方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恢复依赖关系的平衡，方式包括增强战略自主权和经济伙伴关系的多样性。因此，国际体系正朝着一种自然的均衡状态迈进，在这种均衡状态下，没有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施加不正当的政治影响。

　　中国没有表现出霸权意图，也没有试图阻碍多样化和多极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增强经济合作的努力并未遭到中国的反对，这增强了俄罗斯对中国领导该地区经济的信心。这与美国的霸权模式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美国却试图让俄罗斯与德国、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经济伙伴脱钩。

　　中国避免让其他国家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做选择，也不愿加入发展国际安全零和主义的正式军事联盟。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这两大平台同样也是在寻求世界与成员国共同的安全，而不是相对于非成员国的安全。这一点很明确，比如这两个组织将会员资格扩展至诸如印度这样的竞争对手国家。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同样也是在为全球经济和安全合作创造新的平台。

　　全球文明倡议意义重大 

　　中国最近推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支持了多极权力分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文明多样性这一点意义重大，此举支持主权平等，反对将干涉内政合理化的“普世主义”理念。习近平主席在主张文明独特性时作出了反霸权的论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习近平主席构建良性的主权式和平的愿景还体现为反对零和博弈，他强调安全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18世纪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主张，在不贬低其他国家或宣称文化优越性的情况下，保持民族独特性可以增加国际多样性和力量。放到当前的时代，可以理解为保持文明独特性需要避免诸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性”这样的观念。

　　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文明多样性能使世界更有能力应对冲击和危机。在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人们认识到“普世主义”和一致性削弱了希腊思想所定义的活力和韧性。各个希腊城邦之间的良性合作与竞争是多样化思想和活力的源泉，正是这些思想和活力带来了希腊文明进步。融入他国的政治体系意味着丧失哲学、智慧和领导力的多样性，挫伤试验与进步的机会。

　　世界秩序不仅需要经济力量的多极分布，还需要尊重文明多样性，以确保不可分割安全原则得以维持。为此，国际秩序应抵制那些披着友善的“普世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外衣的文明优越论。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试图将世界划分为民主与专制的做法可被视为霸权和主权不平等的手段，而非和谐共处与人类的共同进步。因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新的“世界秩序”有望成为首个适用于全球的世界秩序，因为它将非西方国家纳入主权平等国家之列，这是在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平等的基础。

　　（作者系挪威东南大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