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非洲北端的突尼斯拥有非洲、阿拉伯、地中海文明三重特性，其著名的古城遗址迦太基曾为盛极一时的贸易帝国，创造了厚重而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同为文明古国，中突两国自1964年建交以来保持了长期的友好交往，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在新时代蓬勃发展。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突尼斯汉学家、翻译家、出版人芙蓉（Samah Mohamed Abdelkader）。生在埃及，结缘于中国，而后生活、工作于突尼斯的特殊人生经历，赋予她多重文化视野。长期以来，芙蓉笔耕不辍，将自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奉献于中国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同时，作为出版人的她，致力于中国图书在突尼斯及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阿拉伯语系国家的推广与传播事业。在采访中，芙蓉畅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情怀与挚爱、翻译中国作品的心得与感悟、中国图书在突尼斯的出版传播情况，以及近年来举办的国际活动在推动双方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

　　向阿拉伯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否请您讲述一下您结缘中国并倾心于中国文化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想法和契机促使您从事汉学研究？

　　芙蓉：作为汉学家和翻译家，我与中国缘分颇深。高中毕业后，我在父亲的鼓励与期盼下选择学习汉语。现在想来，父亲在许多年以前便深具先见之明与长远眼光，他很早就预料到中国这一伟大的“东方之龙”必定会在未来腾飞于世界。我听从父亲的建议，1999年起正式学习汉语。刚开始接触这门语言，我发现它与之前学过的西方语言完全不同，富有自身的语言特色，因而比较难学。随着语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汉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逐渐体会到了它的奥妙，也不断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我试图跨过语言的鸿沟，揭开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神秘面纱，感知其悠久灿烂的文明。

　　200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这之前，我对中国的认识仅停留于书本之上，那时我只是觉得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很先进，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人民很热情。后来，我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6年时光，这段长期的生活经历让我和中国朋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也在中国认识了同为汉学家的我的丈夫哈利德，婚后我们一起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我所在的国家突尼斯属于中东地区，两个国家的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因而有许多相近之处。于我而言，中国文化有着别样的亲近感，十分易于接受。这么多年致力于中国语言研究，翻译审定中国书籍和作品，以及参加各类中文学术会议，我愈加感受到中国这一国度特有的迷人之处。

　　2014年，我们决定离开北京回国生活。虽然对这个城市依依不舍，但我相信，离开这片土地不代表我与之疏远，反而在内心深处变得更为密切。我深知，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中国情结”。回国后，我们发现突尼斯国内的书店很少出售有关中国的图书，后来通过与当地同胞交流才知道，他们其实对中国图书很感兴趣，可惜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中国的图书市场始终处于空缺状态。

　　自此，我萌生了一个想法：通过自己的行动在突尼斯当地推广中国图书并传播中国文化。这一愿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坚定。中国人民有许多良好的品质，如诚实守信、勤奋努力、严于自律等值得我们学习，我深以为自己有责任把中国的优良传统讲述给祖国同胞听。此后，我在大学担任汉语老师，为学生们勾勒中国的风俗样貌及当代生活的亮丽风景。2016年，我们夫妇二人合作创办了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致力于以面向中国图书为主的翻译出版事业，向突尼斯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读者讲述中国故事。在过去近7年的时间里，我们引进并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本土书籍，在阿拉伯国家的不同国际书展上展出了多种优秀的中国作品，深受当地读者欢迎。

　　翻译成为融通中阿文化的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汉学研究经历中，翻译可谓起到了融通中阿文化的“桥梁”作用。请介绍一下您曾翻译过哪些中国作品，有何翻译心得。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极致还原”，不仅包括对原文字词、语句、篇章含义的“还原”，也包括对原文语气、意味、神韵的“还原”。中国学者钱锺书将翻译的最高境界比喻为“化境”。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芙蓉：的确，翻译打开了我作为汉学研究者的视野，不断丰富着我对中国的认知。我翻译的书籍所涉学科很广，涵盖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从类别而言，除了学术著作，也包括汉语教材、汉语词典、人物传记等。这些译作当中，在学界较为人熟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烽主编的《郑和与非洲》（阿拉伯语版）。此外，我也翻译过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亚非所著《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以及《马云与阿里巴巴》《任正非与华为》《董明珠与格力》等有关中国著名企业家传记的书籍。

　　至于翻译心得，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家需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娴熟掌握两种语言的转换技巧。例如，汉语与阿拉伯语分属汉藏语系和闪含语系两大不同语系，风格迥异，有着各自不同的语法系统。阿拉伯语有大量的形态，词法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依赖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有很丰富的性、格、数的变化；而汉语是一种典型的孤立语，形态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故词法研究的内容有限，主要依赖虚词、语序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达语句意义和关系，语序变化对语义有很大影响。

　　翻译的终极目的在于“给作品以另一种形式的精准复原”。这种追求两种文本“极高相似度”的复原不仅需要“译意”，也需要“译味”“译境”，对于人文类作品尤为如此。钱锺书先生的“化境”之说可谓十分形象，要通过语言的阶梯抵达这一至高境界，从而赋予译作意境之美，译者应对原作中所传递的人类共通情感有着敏锐洞察力，能够自如地处理原作的叙述手法、艺术特征、创作视角，呈现原作的内在思想及其体现的一国价值观、文化传统、民族地方色彩等。

　　但“精准复原”不意味着对原文亦步亦趋。一方面，译者要最大程度地保留和尊重原著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也需运用适合“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努力找到二者的最佳平衡点是一大挑战，但有经验的译者会在不失原文风格的情况下找寻到符合读者阅读习惯的叙述方式。对于这一点，我初涉翻译领域时也无法做到游刃有余，但随着翻译作品的日渐增多及经验的不断积累，如今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心得体会。于我而言，翻译蕴藏着无穷的乐趣，每一部译著都见证着我在漫漫译路上成长的点点滴滴。

　　郑和时代奠定中国与非洲和平友谊的历史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郑和与非洲》这本书，作为把这本学术著作翻译为阿拉伯语的译者，可否介绍一下该书的翻译过程？

　　芙蓉：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签署了《郑和与非洲》（阿拉伯语版）的翻译出版合作协议，随后，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正式启动了对该书的翻译工作。我和我的翻译团队历经三年多的努力，其间克服了疫情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工作，并于2022年5月正式出版。出版后，该书在突尼斯东方知识书店上架展示，2022年9月在约旦国际书展上展出，受到了当地读者的热烈欢迎与一致好评。此后，我们于2023年2月在突尼斯国家书展上展示了该书。

　　这部专著呈现了中国与非洲源远流长的和平交往历史，还原了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及其船队四次访问阿拉伯世界及非洲东海岸的历史事实。其可贵之处在于，除了传统的书斋式研究，该书也基于丰富的实地考察经历。作者运用现场材料考证、长期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自己在非洲多年实地调研获取的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在理论层面，更在实践层面证实了中非关系的性质与近代殖民国家对非洲的奴役关系截然不同。书中列举了郑和船队后裔形成的“中国村”、遍布东非的考古遗物展示的“中国印记”、世代传承沿袭下来的“中国医术”等，总结归纳了一系列确凿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中国是最早到达非洲的国家，但绝不是为了占领土地，抑或其他殖民企图，而是出于经济、文化交流的目的。可见，中国与非洲和平友谊的深厚历史基础早在郑和时代就已形成。

　　我对书中许多翔实的细节分析也印象深刻。翻译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原来早在明朝初年，中国的造船技术就已登峰造极，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这本书通过论述郑和宝船的构造技术、分析郑和舟师的编成状况和船型类别，得出“明朝集中国历代舟船科技之大成”的结论。无论是优良的船舶装备、完善的远程通信系统，还是有力的航海后勤保障，都展示了郑和时代中国极为先进的航海技术。我十分庆幸能够接触到这一著作，并通过翻译这部著作向阿拉伯读者介绍郑和船队远航非洲的历史壮举及中非关系的友好渊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以上译著，您最近在翻译或审定哪些中国作品？这些作品的闪光点是什么？

　　芙蓉：我最近在审定中国科幻小说家星河的《北京小子》译著，这部作品是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书中涉及的现代科学知识吸引了大批青年读者。星河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审定这部译著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北京城的历史文化。我个人很喜欢中国当代作家及其文学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可以透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优秀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也是我十分喜爱的当代中国作品。在中国新疆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河南岸，有着李娟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片贫瘠土地。李娟用她细腻、明亮的笔调，一如既往地记录了劳作在这里的人们朴素而迥异的生活细节。书中的文字令人意犹未尽，作者刻画的不只是母亲和边地人民的坚忍辛劳，更是他们内心的期冀与执着，也表达了对环境的担忧和对生存的疑虑。阿拉伯读者通过这一作品，可以细细品味中国独特的自然风景和质朴的乡土生活。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机会翻译并审定更多类似的中国当代文学优秀作品。

　　生动呈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国际出版人，请介绍一下哪些类别的中国作品更受阿语世界的青睐，您所在的出版社与中国合作的进展如何。

　　芙蓉：作为出版人，我们在挑选作品时，首先要充分满足市场需求。通过与当地读者交流、市场调研等方式，去了解他们对哪些类别的中国作品更感兴趣，同时尽量挑选较为知名的作者及影响力较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尤其关注这些作品是否能够生动地呈现出中国社会的真实风貌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

　　东方知识出版社与突尼斯的政府部门、著名院校和私立文化出版单位有着长期合作，也与来自中国、埃及、沙特阿拉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多个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合作方除了此前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包括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我们也与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文化处以及迦太基孔子学院有着长期合作，包括举办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合作出版教材等。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成立了“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突尼斯站”，2022年6月和11月成功举办了两场文学沙龙，受到了突尼斯读者的热烈欢迎。2022年9月，我们与北京文联等单位合作举办了“世界阅读北京—突尼斯站”文学沙龙，参会人员与中国作家在线上开展了积极交流。他们一致表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希望可以阅读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

　　2023年，我们计划于每月底举办一场文化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文学沙龙、学术讲座、作品讨论会、中国节日庆祝及中国民俗体验等，让当地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并认知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出版市场是展示一国文化的窗口，也是不同国家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从中阿文明交流的视角来看，突尼斯读者如何看待中国图书？

　　芙蓉：近年来，突尼斯在政治与财政领域接连陷入困境，这与世界很多国家的情形类似。三年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的翻译出版工作造成了很大阻碍，对书籍营销及市场拓展也有消极影响，一些原计划在不同国家举办的书展推迟甚至被取消。近年来，突尼斯出版商联盟在积极讨论怎样克服后疫情时代出版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东方知识出版社作为突尼斯出版商联盟成员之一，也在致力于推动图书出版恢复疫情前的良好状态。2023年，东方知识出版社将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书展，也将出版大量的中国图书，包括阿拉伯语版的《习近平讲故事》《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故宫史话》《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中国对外开放40年》等。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与非洲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合作。突尼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与中国相隔遥远，但在很多领域合作项目的助力下，双方的距离正在不断拉近。如今，我十分欣慰地看到突尼斯及阿拉伯读者对中国图书愈加喜爱——这是文化相遇与碰撞的结果。我认为，中国作品对于当地读者极具吸引力，且影响力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