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论文学作品时，最常涉及的两个方面是风格和故事。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通俗，有的晦涩，有的幽默轻松，有的含蓄典雅。不过，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作家可能风格接近，例如英国的勃朗特姐妹——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安妮·勃朗特。这三姐妹文风相似只是文学史上的个案，还是反映了某种更具普遍性的模式？爱尔兰科克大学数字人文系助理教授詹姆斯·奥沙利文（James O’Sullivan）在其新研究《风格社会学：文学家庭内部的写作与影响》中探讨了“文学家庭”成员写作风格趋同是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该研究将刊发于荷兰爱思唯尔出版公司（Elsevier）出版的期刊《诗学》（Poetics）。

　　奥沙利文及其学生雷切尔·麦卡锡（Rachel McCarthy）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对勃朗特姐妹的作品进行了计量文体学聚类分析。计量文体学（stylometry）指的是使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词频、句子长度、词汇丰富性等文体特征，常用于鉴定文本真伪、识别作者身份等方面，一般在计算机辅助下进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又称集群分析，指的是将数据对象分组以使同一组中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高于不同组中的对象。奥沙利文和麦卡锡发现，勃朗特姐妹对彼此的写作风格影响很大，与其他英国作家的比较分析显示，她们在宏观层面上构成一个独特的集群。这也符合许多学者一直以来的看法：勃朗特姐妹之间的创意合作对其各自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项新研究旨在了解其他文学家庭的成员是否也呈现出以家庭为单位的风格相似性。奥沙利文将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为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作家以英语写成的、长篇小说篇幅的虚构作品。但在研究中，建立语料库是一个难点，一些知名的文学家庭没有与此次研究所用的文本分析方法“适配”的作品。最终，奥沙利文选定了6个英国文学家庭：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和儿子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勃朗特姐妹（the Bront?觕s）；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妻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女儿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A. S. Byatt）和妹妹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和侄子罗宾·毛姆（Robin Maugham）；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和儿子尼克·哈卡威（Nick Harkaway）。

　　从这次的分析结果来看，勃朗特姐妹的文风趋同并非特例，来自同一家庭的作家写作风格具有相似性。这些家庭成员可能紧密合作，相互影响，或者接受了相似的编辑干预，社会经验（social experience）也可能塑造了作家的写作风格。威廉·戈德温一家的案例格外凸显了社会经验对写作风格的决定性作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生下玛丽·雪莱后不久就病逝了，可以说，玛丽·雪莱从未和她的母亲相处过。然而，这对母女仍具有相似的文风。也许有人会认为戈德温的作品对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产生了影响，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说出版于她与戈德温建立夫妻关系之前。也有一种可能是戈德温在妻子和女儿之间起到了中转作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风影响了戈德温，戈德温又将这种影响传导给玛丽·雪莱。不过，考虑到母女之间没有直接互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影响力未必足够大，说服力更强的解释或许是社会环境造就了戈德温一家三口的相似文风。

　　在奥沙利文看来，上述发现显示出艺术的社会生产（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对文学风格的重要性，从量化角度证明了文学家和艺术家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产物。虽然学术界早已认同社会化（socialization）影响着艺术生产，但看到这种影响明显地渗透至文学风格这样微妙的事物中仍令人惊讶。这项研究也表明，计量文体学是针对写作的社会生产建立模型的有用工具，关于文学家庭的未来研究应充分利用这一工具。

　　奥沙利文表示，这项研究朝着揭示社会因素对文学风格的塑造作用、创意实践网络对写作的可测量的影响迈出了第一步。若想完全了解文学家庭成员写作风格相似的原因，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包括运用计算机辅助手段或其他工具。首先，要扩大数据组，在作者性别、作品的形式和背景等方面更加多元化；其次，要识别并探析各种异常现象，对不具备共同的“风格指纹”的文学家庭成员进行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将文学家庭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社会化过程是复杂的，此次研究不足以真正确立因果关系，需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文学风格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