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梯人是古代印欧人的一支，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创造的赫梯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350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赫梯人十分重视并善于书写和记载他们的社会活动，编撰和创造了内容和类型丰富，且不乏自身特点的文献，记录了他们的历史和所创造的文化成就，使得赫梯文明或者说人类的又一文化遗产的再现成为可能。
赫梯出土文献数量与分类丰富
从文字的书写形式而言，赫梯人的文献包括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两部分。楔形文字文献出土于赫梯人的都城遗址哈吐沙城（今土耳其博阿兹卡莱）和其他遗址，如塔皮卡（今玛沙特－休雨克）、沙皮努瓦（今奥特科伊）和沙里沙城（今库沙科里）以及现在的伊南迪克、卡亚里皮纳尔和奥伊马池等地。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残片达3万块。此外，还有少量的青铜板铭文。象形文字文献出土的地点更加广阔，在哈吐沙不仅发现了少量的象形文字碑文，而且还有5000个左右印章和印文；在雅兹里卡亚、什尔克里、菲拉克汀和塔什齐、埃弗拉吐姆-皮纳尔、卡拉库雨、埃米尔卡兹和德里哈三里，也发现了篇幅不等的象形文字鲁维语碑文。
根据赫梯语文献的内容、性质和特点，赫梯学家对现存赫梯人的楔形文字文献进行了分类。在1971年出版的《赫梯文献总目》一书中，法国学者拉劳什把赫梯语文献划分为历史、行政和技术文献，法律、课本、神话、赞美诗和祷文、仪式、宗教行政文献，占卜文献，节日和祭祀、外来的语言文献，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文献，属性不确定的文献共13大类。荷兰学者达罗斯认为，赫梯人的文献可以分成7大类，即历史文献，行政技术文献，法律文献，文学、宗教文献，与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相关的文献，与哈梯语、鲁维语和胡里语等语言相关的文献。其中，历史文献包括了年代记和大事记、条约以及书信（公函）；行政和技术文献涵盖了经济文书、训诫条例、财产账目和驯马文献；法律文献有法典和法庭报告两部分；文学文献包括神话、史诗及谚语文献；宗教文献包括祷文、仪式、宗教行政、预兆、神谕、节日、誓愿文献和献祭目录等。
不同时期赫梯文献书写方式繁多
根据文献的内容和赫梯楔形文字符号形式以及赫梯语语言特征发展变化的差异性特点，赫梯学界将楔形文字赫梯语文献区分为赫梯古王国时期的文献（前1600—前1500）和中王国时期（前1500—前1345）以及新王国时期（前1345—前1200/前1198）的文献。
赫梯人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书写在泥板上，而且大部分写在一块泥板的正反两面，有的文献书写在多块泥板上。现存的泥板还有所谓的“Sammeltafel”这种形式，这是指一块泥板书写两篇以上且内容不同的文献。此外，赫梯人也将他们的一些文献书写在诸如木板、青铜板、铁板、金板和银板上。赫梯国王吐塔里亚四世与塔尔浑塔沙封王库伦达的封侯条约，是目前流传于世唯一保存完整的青铜板铭文。根据苏皮鲁流马一世与沙里－库苏赫、哈吐什里三世与乌尔米－泰苏普这两篇封侯条约泥板文献的题记记载，它们曾分别书写在金板和铁板上，哈吐什里三世国王与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平等条约文献，也证实该条约曾书写在银板上。
赫梯人通常在完成一篇文献的书写之后，再抄写多个副本。不仅如此，赫梯中王国时期以来，书吏们还抄写早期的文献。这样，一些早期的文献至今存有不同时期的版本。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献都被抄写。一般而言，有多个抄本的文献包括年代记、条约、敕令、训诫文献、法典文献、词汇表、神话文献、仪式文献、节日文献、赞美诗和祷文、与天象有关的预兆文献和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哈梯语、鲁维语、帕莱克语和胡里语文献。然而，其他一些类别的文献很可能不存在抄本的情况，如书信、土地赠与文书、清单和花名册、经济文献、法庭证词、祭祀祭品清单、与天象无关的预兆文献、占卜文献、誓愿文献、收藏清单等。赫梯人文献书写中的副本现象，为赫梯泥板文献的修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凸显了年代学研究等方面的价值。
赫梯人的象形文字文献数量有限。古王国时期以来，象形文字的使用逐渐得到重视，象形文字文献主要包括印文和象形文字碑文两部分，前者主要记载国王的王名、头衔和他们的谱系；后者主要刻写在岩壁和石碑上，用来记载国王的军事功绩。碑文主要使用凸雕手法，具有较强的形象性和艺术价值。赫梯人的象形文字碑文的出现始于穆瓦塔里二世国王时期，篇幅最长的是苏皮鲁流马二世的尼桑泰颇碑文和南堡碑文。
在赫梯人都城遗址出土了八种不同语言书写的文献，包括赫梯语、哈梯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楔形文字鲁维语和象形文字鲁维语、胡里语和帕莱克语。其中，印欧赫梯语文献在数量上占有最大的比例，贯穿赫梯文明史的全过程。但是，阿卡德语在赫梯国家的使用同样如此。在赫梯古王国时期，赫梯人同样使用阿卡德语记载赫梯国家内政统治的大事件，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和著名的铁列平敕令，既有阿卡德语文本，也有赫梯语文本。特别突出的一点是，20世纪90年代初，哈吐沙遗址出土的属于赫梯古王国时期的土地赠与文书，几乎都是用阿卡德语书写的，赫梯国王使用这种语言记录下他们赠予大臣官员们的各项财产，为被赠予者留下了权威性财产证明。赫梯中王国时期以来，赫梯人主要将阿卡德语作为外交语言，运用在对外关系中，用以书写外交条约和书信。
此外，在赫梯历史的不同阶段，赫梯人还引进或者接受了其他民族或者部族的语言文献，并翻译成赫梯语文本，或者编撰成多语文献的形式，有哈梯语—赫梯语、阿卡德语—赫梯语、胡里语—赫梯语、楔形文字鲁维语—赫梯语双语文献和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三语文献，内容涉及哲言、赞美诗、神话史诗、各类谕告和占卜、节日、出生、治疗失眠症和清洗口腔仪式等方面，就多语文献的语对数量而言，赫梯人在公元前二千纪翻译的异族文献很可能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同时代近东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赫梯文献编撰独具特色
纵观赫梯文献的编撰和发展，在古王国时期已经问世了诸如国王的年代记、敕令和条约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还有法律、土地赠与文书、训诫条例、祷文、各类仪式、占卜、节日和神话等文献。新材料的发现和断代研究证实，以印文为主要形式的象形文字文献的编撰也始于这一时期。
在赫梯中王国时期，诸如献祭名单和控告词等新的文献形式相继问世，新的发展还体现在某些种类文献编撰的数量大大增加，内容更加丰富，运用更加广泛。职责训诫条例针对的对象扩大化了，既有对贵族、行政官员和职员的训诫条例，也有对军事指挥官、士兵和祭司以及其他神职人员的职责规定；条约不再只是强国平等外交协议，一组卡什卡条约的问世表明，赫梯国王将条约引入与一些弱小国家的关系中，附属国条约亦应运而生；年代记的编撰继续为赫梯国王们效法，祷文的编撰有了全新的发展，赫梯人的祷文从此深深打上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神灵赞美文化的印记。
在继承既有文献编撰文化的基础上，赫梯新王国时期各类文献编撰的数量大为增加，出现了诸如誓愿文献这样的新类型。特别重要的是，诸如穆尔什里二世国王的年代记和安塔赫苏节日等文献的编撰有了详尽本和简写本，同一篇文献的详略本体现出赫梯文献书写的又一个新变化，这很可能是赫梯人文献编撰的创新，不同文本各有侧重，立意目的不同，体现了文献编撰重点突出的特征。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赫梯人的文献书写具有鲜明的叙事色彩，既注重书写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进程和变化情况，强调因果关系，内容丰富，又注重描写细节，情节跌宕，人物的刻画注重内心的揭示，思想性强，如此突出的叙事性特征，使得文献的史料价值大为增强。
赫梯历史文献尽管在数量上看起来比起仪式和节日文献要少得多，但是，学术界普遍认识到，历史事件的记载还蕴含在条约、训诫条例、法庭审判记录、宗教祷文以及一些神谕等文献中。事实上，我们认为，赫梯人的一些节日、仪式、誓愿和神话文献，也直接或者间接地记载了有关历史事件，所谓的赫梯宗教和神话文献同样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因此，除了历史文献，赫梯人的其他各类文献不仅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赫梯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素材。
将赫梯人的各类文献放入整个古代近东这个大历史地理范围来审视，诸如年代记、条约、阿库瓦尔祷文和誓愿文献等所具有的突出特点，或是因为数量多和种类多样，或是因为赫梯人的独创和特有以及对周边地区文献的编撰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整个古代近东古文献学研究领域，赫梯人的文献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21世纪以来，赫梯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深入，新文献不断被发现和发表，使我们看到，对赫梯人的文献研究未来一定会带来更多新的认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