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然》杂志3月刊发了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教授巴斯·凡·巴维尔（Bas van Bavel）和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马腾·舍费尔（Marten Scheffer）合著的论文《冲击对不平等的历史影响：再谈“大调平器”》。两位学者认为，从古至今，大多数危机都会深化而非缓解不平等。结合当前的社会环境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未必能够摆脱这个模式。

　　“大调平器”假设有待商榷

　　巴维尔告诉本报记者，几年前他主持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将历史作为“实验室”，通过对特定案例的比较分析，验证关于前工业化时代欧洲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各种假设，以期了解为什么在面对冲击时，某些古代社会的恢复力更强，以及哪些因素导致脆弱性。近日发表的新研究借鉴了该项目所运用的方法以及其他关于欧洲古代灾难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考察了近些年流行的“大调平器”观点。

　　在人类历史上，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程度时高时低。一种常见看法是大规模冲击起到了减少社会和物质不平等的“清洁”作用。这种看法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提出的“大调平器”概念为代表。他提出，纵观石器时代至今的全球历史，不平等从未以和平的方式消退，全民战争、革命、政府垮台、灾难性瘟疫屡次摧毁富人的财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也曾谈到，通过外国资产归公、摧毁资本品、以累进税制弥补战争损失等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明显减轻。

　　被视为“大调平器”观点最突出的证据是14世纪中期造成半数欧洲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其论证逻辑是：当资本未受损失而人口大量减少时，经济天平向劳动力倾斜。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M. M. 波斯坦（M. M. Postan）等马尔萨斯主义学者提出，在“后流行病”社会，地主收入减少，农民和劳工工资上涨、流动性增强、非经济负担减轻、拥有财产的机会增大，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近些年的定量研究也发现了许多黑死病使贫富差距缩小、普通人实际工资上升的案例。塞尔维亚裔美国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认为，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不存在时，前工业化时代不平等程度下降的最常见原因是战争、流行病、自然灾害等灾难性事件。

　　巴维尔和舍费尔在新研究中发现，虽然某些灾难减轻了不平等，但这有赖于特定条件。事实上，大部分灾难加深了不平等。受冲击的古代社会并不相同，其组织形态各异，灾难对不平等的影响也因此而不同。具体来讲，灾难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冲击的性质和灾难发生前社会的财富分布与制度结构共同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受到的直接影响。第二，灾难发生前社会的制度配置决定了应对灾难的制度性措施。第三，制度性回应和先前已有的制度配置共同决定了灾难对不平等的间接影响。

　　财富和政治力量决定灾难后果

　　根据巴维尔和舍费尔的研究，同一类冲击对不平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不同社会差异显著。在欧洲西北部，黑死病暴发后，普通人获得更多自由、更高工资，短期和长期内经济不平等都得到改善。在地中海地区，影响则不尽相同。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不平等程度在短期内下降，但长期来看仍在上升。在欧洲东北部和卡斯蒂利亚（现西班牙境内），由于史料不足，无法得知黑死病对不平等的直接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情况在不断恶化。1629—1631年，意大利北部暴发了一系列鼠疫，短期内未改变已经较高的不平等水平，长期内还加重了不平等。

　　上述差异源于冲击发生时的社会背景，两个决定因素是财富分配和决策影响力。财富提供了缓冲危机甚至化险为夷的可能性。例如，当农村地区发生危机时，存款使富裕农民得以渡过难关，免于变卖家产，甚至可以以较低价格从穷人手中买下土地。14世纪初英格兰暴发粮食危机，穷人不得不出售土地，富人囤积土地，这种社会极化在1315—1317年欧洲大饥荒时达到高峰。对历史上破坏性洪水的研究也显示，由于无法缓冲资本品损失、堤坝维修成本高昂，河岸或海岸边的贫困农民只得将土地卖给富裕的邻居或投资者，导致从长期来看，当地的财富不平等更加严重。

　　在通常社会环境下，对决策和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大小与财富掌控水平密切相关。财富提供了获得政治影响力的路径，政治影响力提供了保护和增加财富的可能性，二者形成自我强化反馈。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应对灾难制定的规则符合掌握着财富和政治影响力的群体的利益。在黑死病的例子中，从供需关系的角度看，半数欧洲人口死亡将推高劳工的工资和议价能力，一些案例也确实如此。然而，影响力差别决定了长期结果。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精英阶层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主体，其控制力从城镇扩展到周边农村，农村人口失去政治影响力。尽管黑死病后意大利大型城镇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上升，但城市精英出台了旨在限制农村收入的劳动法，增加了农村税收。这些都阻碍了农村人口从劳动力稀缺中获利。此后，城市精英还修改了继承和财产规则，以保证人口大量死亡时大额财产依然完整。在东欧，农村精英引入农奴制，将大规模地产置于自己的监督下，并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掌握了强迫农奴劳动的权力。

　　与以上案例构成对比的是，低地国家的城镇和乡村在黑死病后很长时期内都未出现强迫劳动，相反，非自由制度的残余在这一时期逐步消解。这得益于普通民众在此之前成立了行会、公众共用物管理组织、水务管理委员会等群众组织。这类组织在意大利出现得更早，但也更早地失去了大部分政治影响力。在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东欧，群众组织一向较为薄弱。只有在欧洲西北部，群众组织有力地崭露头角并在数个世纪里保持了地位，直至现代早期。群众组织为各阶层在社会救助、安全、劳动等重要性的事务中参与决策提供了直接途径，同时还制定了关于集体财产和产权交换分配的规则。这些群众组织常常设置所有权或财富使用上限。在低地国家和欧洲西北部，群众组织对城镇和农村行政机构人员的任命施加影响力，由此在地方层面获得进入政治领域的直接渠道和制定规则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灾难的制度性回应倾向于增强平等。

　　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助长不平等

　　巴维尔和舍费尔对历史资料的分析表明，在大多数欧洲古代社会中，灾难发生前已经存在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不平等导致对灾难的制度性回应更符合有钱有势群体的利益，进而加深不平等。不过，也存在特例：当普通人建立的群众组织力量壮大，能够逆转这一模式时，冲击就成为制定新规则、加强平等的机会窗口。那么在现代，危机对不平等又有何影响？

　　20世纪至今，西方遭受的主要冲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73年石油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已有许多研究显示，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后，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这是因为资本品和金融财富被摧毁的情况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所以产生了“调平”效果。然而，在更长时期内，损失的分担更重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采取的各类措施（例如，征收非常高的遗产税和财富税）确保富人承担了更多损失，经济复苏后财富分配大不同于战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由于大量普通人在工会、志愿者协会以及20世纪初的政治运动中自发组织起来，创造了影响力分布较均衡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且，高额的遗产税、财富税及以此为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二战后维持了数十年，深植于战后社会的税收、社会和经济制度之中。到20世纪70年代，财富不平等大幅下降，大量财富归于集体、公共机构。战争的直接影响（摧毁财富）、制度性回应以及制度性回应产生的社会影响，共同造就了长期的“调平”效应。

　　1973年石油危机暴发及其后的通货膨胀激增、大规模失业时期，二战后的“调平”机制确保了成本由全社会公平分担，不平等未被加重。然而，石油危机推动人们改变已处在压力之下的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制度变化为延续至今的财富集中加剧趋势铺就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弱化工会地位、放松管制、私有化成为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范式。新的制度配置意味着下一次危机暴发时的社会背景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社会背景明显不同。私有化、全球化、放松管制推升了不平等，大企业和财富所有者通过游说、为政治竞选出资等方式使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天平向自己一方倾斜，于是政府对危机的回应主要表现为：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以保持金融系统完整、救助银行、限制通货膨胀、恢复股票价格。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大衰退”虽然最初造成股票市场价格和其他资产价值下跌，但从长期来看推高了不平等水平。

　　两位学者认为，这项新研究为预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提供了参考依据。与20世纪的各次危机时期相比，当前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似度更高。在全球范围内，2008年以来财富分配不均进一步恶化，许多家庭没有经济缓冲，少数人掌握了大量资源。财富和政治力量的重叠也进一步增加，政治决策大多与巨额财富所有者的利益相符，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与极富人群成为同一阵营。考虑到这种情况，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制度性回应可能再次深化不平等。中世纪至今的西方历史表明，当群众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精英阶层时，普通人能够运用政治影响力来共同制定制度，这是保证市场公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几十年里，独立的群众组织被市场的支配力量侵蚀，许多政府未能阻止这一过程。从长期来看，当社会被市场主导时，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护并维持财富和政治影响力的相对均衡分布，国家将日益处于从市场体系中获利最多、不关心再分配的人群的控制之下。巴维尔表示，他和舍费尔的分析基于西方案例，他非常希望看到在全球视角下开展的类似研究。此次观察到的模式未必能用来直接预测即将发生的情况，但足以引起人们对当前趋势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