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伯格洛夫受访者/供图

　　2021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成立5周年。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c Berglof）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投行将打造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助力推进绿色转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催化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一谈亚投行的治理模式有何创新之处？

　　伯格洛夫：亚投行的问责框架是一种创新治理模式，有助于亚投行在整个组织内建立问责文化。该框架既加强了董事会向行长问责、制定银行政策和战略的作用，又加强了行长在银行运营中的作用，包括在既定情况下行使董事会下放的批准项目权力。同时，评估部门半独立于管理系统，因而它能在组织机构内通过提供更多有效信息来施加影响。总体而言，亚投行具有注重协作的治理模式。当然，亚投行的治理模式仍在发展，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学习。鉴于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庞大，且具有造价昂贵、高风险的特性，因此，强调协调合作十分必要，亚投行正积极与其他多边发展银行展开共同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亚投行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伯格洛夫：我认为，亚投行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亚投行作为多边机构，全球发展中国家在其中拥有重要话语权。亚投行可以作为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催化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气候倡议中，亚投行是唯一担任联合主席的区域开发银行。尽管目前亚投行规模相对较小，但它可以在全球行动中起到催化作用。例如，它可以与其他多边发展机构合作，通过全球疫苗部署，更持久地改善全球卫生系统。

　　提升自身应对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亚投行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未来的挑战？

　　伯格洛夫：面对疫情的挑战，亚投行彰显了快速反应能力。亚投行设立了130亿美元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并在为成员提供融资的问题上体现了很大的灵活性。未来，亚投行必须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应对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密切关注客户的需求以及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潜力。自成立之初，亚投行就将多边主义作为支撑其治理的核心原则。亚投行将自己视为开展区域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平台。亚投行始终在不断学习，将会逐渐成为领导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发展？

　　伯格洛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有幸参与了几次全球经济治理行动。全球治理行动的共同挑战是全球治理体系很难真正地有效运作。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经济系统在运行、融资及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时，需要更具一致性。或许最有效的机制是提供平台。由国家层面提供的平台，能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多边发展银行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在该国政府提供的平台共同携手合作。这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提供了机会，有助于确定它能否作为一个实际的系统展开工作。全球治理体系可以通过年度或半年一次的会议进行管理。在这些会议上，决策者可利用对全球发展和金融风险的分析，制定应对不同威胁的共同对策。

　　推进经济绿色复苏

　　《中国社会科学报》：亚投行将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进经济复苏和绿色转型？

　　伯格洛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中长期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还能带来就业机会，并能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在非常时期，各国政府希望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发展。这可以理解，但不能降低质量。大多数基础设施一经建成，就会使用数十年。因此，这些项目必须确保使用最佳的技术及适当的架构。准备欠佳的项目不仅不利于长期增长，还可能破坏环境，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社会紧张。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基础设施的质量不仅直接影响温室气体排放，也影响不同行业应对环境及气候压力和实现转型升级的能力。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亚投行的投资理念。尽管全球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展势头正猛，但实际投资体量还远未达到期望目标。亚投行设立了宏伟的目标，即到2025年气候融资占比达50%。中国领导人对于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鼓舞人心。我对2021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乐观，中国将持续提升其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