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得到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国际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响应。近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黄氏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白永辉（Jean-Marc F. Blanchard）在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旗下期刊《中国政治学刊》发表题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蓝调：让“一带一路”研究重新回到正轨以避开风浪》的文章，对2016—2020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的文献进行综述和评论，并就如何提升相关研究的质量给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改进一带一路编著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自诞生以来，就吸引了学术界显著且持久的研究兴趣。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材料非常丰富，包括大量论文、论著、报告等。但在白永辉看来，现有的“一带一路”研究存在研究话题高度同质化、集体研究项目协调性不佳、文献之间缺乏联系等问题。他在文章中提出，确保相关研究处于正轨、保证这一研究方向下学术成果的信誉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研究对学术界、商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有着重大价值。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的学术图书多以编著的形式呈现，由多个国家和学科的学者合作完成。考虑到“一带一路”涉及东南亚、中亚等不同区域，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不同类型参与者，全球治理、全球贸易流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等不同议题，这一现象是很合理的。不过，白永辉认为，不少编著质量欠佳。在文章中，他总结了一系列常见问题，并给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一，书中不同章节间经常存在重复的内容，即反复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源、构成、特征、目标和影响。白永辉表示，这限制了各章节作者留给自己专长领域的写作时间和表达空间，是对“编著是一项集体事业”这一理念的背离。书中的导言原本应该发挥为全书奠定基调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在很多编著中都被削弱了。因此，此类编著的编辑应当引导作者不要在自己所撰写的章节中重复介绍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情况，除非作者提供了新的信息或对导言内容有不同看法。

　　第二，书的各个章节之间缺少联结，主要表现为没有就相似的话题展开分析，或者分析得不够深入。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编著作品填补读者知识缺口的潜力。白永辉表示，作为多个“一带一路”研究出版物的编辑，他能充分体会到这项工作的挑战性。但如果编者真正关心他们的工作对推动“一带一路”研究的价值，就应在合作过程中提供详尽、集中的选题清单，并确保各章节作者关注这些话题。

　　第三，章节之间缺乏交集。白永辉发现，即使整本书关注的是同一个主题、区域或国家，往往也并不会对其他章节进行引用，或者评论其他章节中所涉及的材料。他主张，编辑要努力构建章节间的互动关系，在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在章节中插入来自其他章节的引文或材料，让章节间彼此能够对话、交流。

　　此外，白永辉还提出了编著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如数字和事实信息更新不及时、没有认真界定关键术语、缺乏适当的导言或结束语等。上述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涉“一带一路”的编著所独有，而是所有编著都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白永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一带一路”文献本身提供了一系列可选的共同主题，为克服编著作品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基础。

　　优化一带一路研究进程

　　文章探讨了“一带一路”研究议程的三个代表性核心领域，白永辉表示，研究这三个领域对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和影响至关重要。

　　第一个领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问题。文章提出，有太多“一带一路”研究集中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案例，但这并不足以囊括这些国家“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整体情况或“一带一路”在特定区域乃至全球的情况。还有很多研究者过于重视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之类的材料，忽视了对实际项目的分析。此外，很多研究流于表面，没有认真考量“一带一路”参与国内部的系统动态（如参与国的国家特征和国内政治状况），尽管这往往与因果分析密切相关。还有一些研究没有仔细考察背景因素（如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动态）所起到的作用。

　　第二个领域是项目效果方面，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各层级收益与成本。其中，潜在利益包括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基础设施改善、技术转让、能源可用性提升等。遗憾的是，现有关于“一带一路”项目效果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定量研究主要是由经济学家或商业专家对预期效益进行统计分析，而他们并不注重具体项目。这种分析通常基于较短的时间框架，且缺乏足够的控制变量，对实际环境的认识也不够深入。定性研究方面则少有针对“一带一路”项目效益的整体分析或比较分析，着眼于行业、国家或地区范围的研究很少出现。白永辉认为，针对项目效果的问题，要对哪些项目属于“一带一路”项目有更清晰的识别。定量研究需要采用与实际更适配的假设和质量更高的数据集，使用充分考量背景、成本、收益和限制因素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要拓宽考察的案例，致力于做出角度更全面的研究。无论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需要关注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增量。

　　第三个领域是“一带一路”项目对参与国的政治影响。不能简单假设经济刺激和政治行为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或简单地将参与国的政策行为归因为“一带一路”经济刺激所致，而要对其中的政治和经济更仔细地进行考察，并要注意到第三方行为体（如其他国家、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所带来的影响。

　　切实加大一带一路研究力度

　　白永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从三个方面给出了提升“一带一路”未来研究质量的建议，分别是：在延续现有工作时提升质量；加强“一带一路”研究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间的双向联系；进入一些尚未充分研究或缺乏高质量研究的新领域。

　　对于第一条建议，他认为，对“一带一路”的分析不必面面俱到。相反，研究人员应该把目光聚焦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这将有助于对“一带一路”参与者和项目进展、经济、社会、环境影响，以及最终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研究人员应该努力做出更好的关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分析，不仅让读者了解正在发生什么，还要让读者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哪些变量对项目的实施最重要。此外，要更全面、系统、有对比性地探讨“一带一路”项目的经济、政治成本和效益，充分考虑项目的效益，并揭示成本和效益的存在基础。他表示，迄今为止，对“一带一路”项目后果的很多评价都是推测性的。如果能够加深对“一带一路”项目及其影响的认识，那么对“一带一路”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政治、经济和软实力影响进行实质性评估将变得更加容易。同时，研究者在分析时，也需要多关注反驳意见。

　　针对第二条建议，白永辉对记者表示，以“一带一路”为研究专长的学者可以充分利用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丰富材料，这有助于推进变量识别、概念界定、理论阐释、研究建议的可操作化等工作。同时，“一带一路”研究也有助于验证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及影响的各种论点是否成立。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全球治理、软实力和围绕国家安全或经济治理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相关，“一带一路”的研究者也应该充分利用这部分材料。

　　对于第三条建议，他认为，“一带一路”的研究者应更多关注“一带一路”的“软基础设施”，如通关协议、自由贸易协定、交换协议、税收协调协议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则可以花更多时间研究中国地方行为体，特别是国有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对分析人士来说，探索“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内及外交政策的影响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