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心理学界爆发的两次“认知革命”和一场“文化革命”，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内在影响问题。伴随着理论与方法的持续创新，以文化动因为中介的能动性理论主张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也促成了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新趋势。

　　文化动因的中介能动性理论

　　近年来，文化不仅被视为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外在变量，而且成为内嵌于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重要元素，文化心理学也为人们认识及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贡献了诸多智慧。然而，由于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含义的复杂多样性，其常常被看作一种动态的开放系统，而且处在不断创新、发展和变化之中，这为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了诸多挑战。

　　为了科学理解文化的本质，探索文化建设的心理机制、社会机制和实践路径，目前已涌现出了“文化主客观论”“文化基因论”与“文化动因论”等理论。齐默尔在《论个性与社会形态》一书中提出，文化的形成是人类有目的地建构客体使用的结果，需要主体与客体有目标导向和有意象地交织在一起，个体是在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起来的，个体需要在与他人保持一般性心理距离的同时，不断努力以消除这种距离。需要区分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客观文化指处于精细化、发展和完善状态中的事物，这种状态使个体心灵得以自我实现，或是指个体或集体在加强自身存在的过程中需要越过的路径。而主观文化则是对已得到经验发展的度量。

　　文化基因论也称文化基因共同进化论，认为文化类似于一种生物现象，是人类大脑进化的适应性产物，大脑是通过学习和处理文化的自然选择而逐步进化的。该理论强调，人类进化推动文化发展，文化发展反过来也在促进人类进化，文化环境通过向人的大脑神经机制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发展和进化。文化基因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社会学习等概念的认识，同时也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

　　文化动因论强调文化与个体的欲望及需要关系密切。传统的文化理论认为，文化决定个体的发展，个人对文化很难产生影响。与之不同的是，文化动因论的代表人物斯皮罗则提出，文化的能动性不仅涉及社会历史传统的影响，还以个体的需要、人格为中介。个人受社会文化制约，文化也受个体的影响。一方面，文化能规范人类行为，满足个体基本需要；另一方面，人们在服从社会文化规范的过程中能够积极适应，这一适应的过程受“外部控制的文化动因、内在的文化动因和内化文化动因”三种因素交互影响。个体的需要动机受到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的双重制约，只有当外部文化动因与个体的内在需要动机相契合时，才可能达到文化控制的目的。因此，一个有效的社会不能不考虑文化规范与人的需要之间是否保持一致。个体对文化的能动性作用只有通过需要、动机和人格这些要素作为中介才能得以实现。

　　群体能动性与创新性问题

　　对群体能动性的探索也是当前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议题。如文化动态建构论将能动性视为一种影响人们认知与行动的内隐机制，认为文化差异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情境归因与行为动机。来自强调独立文化国家或地区的被试具有更强的个体能动性，往往认为自身的能动性来源于个体内部，因而对自发行动具有更高的内在动机。而来自强调相互依存文化背景的被试，具有更强的集体能动性倾向，对于集体行为表现出更大的内在动机。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能动性与群体感知关系的认识水平。

　　文化心理学的能动性研究还将创新纳入文化探讨的焦点主题，强调文化动态变化的核心是“信息输入和创新”，可以将文化创新理解为人类个体或群体间社会信息传递的集合，而这些信息能够影响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变化。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