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余年的演变和发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早已脱离其最初根植的社会环境，并在现今的社会背景下逐渐显露出隐藏于其光芒之下的发展困境。事实上，弗洛伊德在尝试从自然主义视角重新构建人类心理意义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中的身心关系、个体化以及决定论问题埋下了伏笔。这三个问题就像悬于精神分析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消解精神分析赖以存在的理论建构。正因如此，杜弗兰（Todd DuFresne）在其《杀死弗洛伊德》一书中才会认为“精神分析的危机就是精神分析本身”。

　　后克莱因学派（Post-Kleinian School）精神分析学家并未照搬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而是在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为解决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内在问题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后克莱因学派围绕弗洛伊德理论的发展困境推动了三次理论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身心问题的关系转变：从单向奠基到相互交织

　　在身心关系问题上，弗洛伊德强调身体对心理的单向奠基作用，造成其精神分析理论中身心关系的混淆。在精神分析创立之初，弗洛伊德从生物主义视角出发，认为身体对心理具有决定性影响。此时，他坚持“生物领域确实为心理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一度痴迷于将心理归于神经生物学。然而，弗洛伊德在随后的临床工作中又发现，心理同样具有独立性并反作用于身体。例如，在《论潜意识》一文中，他指出潜意识的内容不再由身体奠基而“无可辩驳地是精神的产物”。如此一来，心理似乎又得以通过潜意识的冲突与表达影响躯体症状。显然，弗洛伊德有关身体对心理单向奠基的假设，造成了这种理论与实践中身心观的混淆与矛盾，这也使其继承者们在身心关系问题上出现观点的分歧。例如，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坚持身体在心理产生时的决定作用；而斯皮茨（René A. Spitz）与西格尔（Hanna Segal）等人则从心理产生的角度出发，认为心理世界中的象征建构能够反作用于患者的躯体症状。

　　为了摆脱弗洛伊德模糊的身心观的影响，后克莱因学派精神分析学家强调身体与心理不可分的交织性。他们指出，身体与心理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侧面，并在一系列互动过程中逐渐表现出各自的特性。据此，后克莱因学派的代表人物拜昂（Wilfred R. Bion）提出“原始精神系统”（proto-mental system）、β元素以及α元素等概念来描述心理的发展过程。他主张，身体不再是作为精神的基础或象征的原型，而是一种具有深度的身体，其中所产生的以α和β为代表的情感因素是心理的最初母体。可见，拜昂理论中的身体和心理并没有实际的区分，身体本身就是能够容纳心理内容的容纳者，这打破了弗洛伊德身心二元的对立划分。拜昂的这种观点深受其他后克莱因学派精神分析学家的推崇，他们都强调身体与心理的不可分性。例如，在梅尔泽（Donald Meltzer）看来，婴儿最早便是通过身体对母亲的直接感受来建构心理世界，同时又通过心理世界中不同的认同方式重新组织其对母亲的行为反应。可见，身体一直都没有独立于心理之外，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

　　个体化问题视角转变：从主观建构到主体间建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过分依赖个体化分析，并不具有普适性，主要表现为其建构主体的主观性。自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理论便是一种基于诸多精神分析学家尤其是弗洛伊德本人主观临床经验的一种归纳与总结。对此，瑟齐韦尔（Pamela Thurschwell）在其《弗洛伊德导读》一书中直言：“精神分析探索的领域，即是个体精神的领域。”诚然，在精神分析实践中，分析师对患者的主观把握是必须且重要的，可以帮助其理解患者症状背后的真实心理意义。然而，这种基于个体主观性的评判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遭受到太过个体化而没有客观标准、随意性大的批评。不仅如此，精神分析基于具有主观性的临床实践的理论建构也毫无疑问是个体化的。例如，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中，弗洛伊德在开篇导言中便首先强调对集体中个人心理的分析。显然，精神分析的个体化以及在弗洛伊德看来起源于个人经验的潜意识都忽视了人类所具有的“共同潜力”，这使精神分析局限于个体研究之中，无法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需求。

　　为了克服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个体化缺陷，后克莱因学派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精神分析应摆脱对分析师主观判断的依赖，而致力于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构建分析师与来访者所共享的意义。他们认为，分析中的来访者与患者不是分析与被分析的对立关系，而是在同一场域中共构心理意义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论是理论概念的阐释还是治疗方法的应用，都获得了分析师与来访者主体之间的双重指认。例如，拜昂在其容纳功能观中指出，母亲和婴儿、分析师和患者不再是单方面的修复关系，而是在两个人之间反复投射与认同的一种共生关系。如此一来，精神分析便可以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联系消解个体化问题的困扰，延伸至更为复杂的群体心理。

　　决定论问题的逻辑转变：从心理决定论到自由意志论

　　受限于时代背景，弗洛伊德在其理论建构中毫不犹豫地贯彻了决定论逻辑。早在对癔症的研究中，弗洛伊德便应用决定论逻辑反推潜意识动机的存在，认为“如果神经症和歇斯底里患者的一系列想法只是决定的因素，那我们就已经可以推出在潜意识的背后隐藏的动机的存在”。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进一步提出性欲是基于身体不同部位的欲望集合，从而为性欲找到了更为原初的决定性因素。如此一来，他以原始的性欲为联结点，通过不同概念间的因果联系完善了其整个精神分析理论，同时又通过身体将之与自然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从物到心的完整理论闭环。这种决定论逻辑贯穿于绝大部分精神分析理论发展脉络中，弗洛伊德的诸多后继者虽提出过不同的理论观点，但其理论逻辑却也大都是决定论的。正如精神分析学家贝拉克（Leopold Bellak）所言，决定论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指导原则。正因如此，弗洛伊德的理论才会被认为是“心理决定论”（Psychic determinism）的。甚至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指出“弗洛伊德在其心理理论上所坚持的是绝对的、具有强烈自然科学特性的决定论”，而这将极大地削弱个体的价值与意义。

　　与之相对的是，后克莱因学派精神分析学家持一种更为开放的自由意志观点，这在打破弗洛伊德理论中决定论逻辑的同时也使精神分析更具艺术气息。他们认为，个体心理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言，是按事件发生的因果联系所构建的严丝合缝的世界。正相反，心理世界中的欲望、冲动以及事件是以更加松散、开放的形式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有别于因果决定关系的“持久的关联”。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经验之间保持着持久但非决定性的联系。它是开放的，随时可以根据主体的自由选择与外部世界发生深入的交织而产生新的关联模式。梅尔泽和威廉姆斯（Mary Williams）等人拓展了这一概念，认为艺术的模糊性和创造性正是这种“持久的关联”的一种模式。例如，梅尔泽认为，婴儿最初的本能便是在母亲具有多样性的美的激发下产生，它使婴儿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满足并焦虑着，进而与母亲互动构建早期的母婴关系。不难发现，后克莱因学派理论进路中的这种开放性与创新性观点有力地打破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决定论逻辑，使精神分析的理论更加贴合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也更为鲜活。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而理论的发展正是建立于对这种局限性的不断审视与修正之上。弗洛伊德最初的理论建构符合当时对个人价值的寻求，但它所面临的内在困境却无法使其适应当下更为开放且多样的理论与临床需求。后克莱因学派的理论进路不仅为弗洛伊德理论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也为基于弗洛伊德理论的诸多精神分析流派甚至整个精神分析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种新的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流动背景下受虐儿童保护体系研究”（BHA170130）、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精准心理帮扶之基：‘第三浪潮’心理治疗方法体系建构与应用研究”（SK2021ZD0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