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面总结山东大学中文学科“第二次辉煌”的成就，2018年山东大学文学院决定编辑出版“山东大学中文名家文集”，十三卷本的《郭延礼文集》就是其中一种。郭先生是山东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他20世纪60年代初在冯沅君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至今已在这块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了60多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带领山东近代文学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并使山东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郭延礼文集》正是郭先生心血的结晶。

　　我跟郭先生并没有太多的私人交往，与他见面通常在图书馆的书库里。有很多次，我看到他蹲在书架前，正在一页一页地翻书。有时候我跟他聊几句，但通常不愿打搅他。令人感动的是，虽然研究的领域有差别，但他有几次喊住正在走路的我，跟我说看到了我发表在某个刊物的文章，说了几句肯定与鼓励的话，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干，随后又急急忙忙去图书馆。他对时间特别珍惜，总是有一种紧迫感。我曾经和他住在同一个小区，他家窗口的灯光常常是熄得最晚的。

　　尽管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郭先生的著作带给我很多学术启示。记得2002年，我曾经撰写过一篇评述郭先生的著作《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的书评，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上，题目叫《互动视野与过渡形态》。郭先生对近代文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把握近代文学亦新亦旧的过渡特征，考察多重力量对文学的影响与塑造。还有一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郭先生对史料的重视，他掌握了大量原始史料，并将这些史料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一个丰富的整体。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人文成为人文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将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结合起来，确实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既给人文研究带来便利，也诱发一些新的问题，那就是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史料的掌握不够全面，不够深入，表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倾向，甚至形成“数据库依赖症”。因此，电脑应当为我们所用，不能让电脑代替我们思考，传统的史料功夫在今天依然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与意义。

　　回望郭先生走过的学术道路，他在治学路径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一是从点到面，串珠成链。他撰写过《秋瑾年谱》《龚自珍年谱》，编选过《秋瑾诗文选》《龚自珍诗选》《近代六十家诗选》，在对代表性个案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再扩大研究范围，对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二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郭先生在史料搜集上力求完备，描述历史现象时言必有据，同时重视史识的提炼。史料都是对历史的反映，但史料不是透明的，难以不言自明，因此需要史识的烛照，需要研究主体对史料进行取舍、辨析、阐释。值得注意的是，郭先生的史论非常克制，他都是贴着史料展开评析，不做过多发挥，尽量避免掺入主观倾向，其结论水到渠成。三是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的有机融合。在郭先生的著述中，有《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这些著作都是针对近代文学的某一个专门领域进行深入挖掘，这些问题在近代文学研究中都曾经是薄弱环节，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正因为多层次、多角度的持续钻研，融会贯通，其综合研究才能登高望远，卓有成效，《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正是其凝聚毕生心血的标志性成果。从小到大，从易到难，钩深索隐，终成大家，他的学术经验值得年轻学人学习借鉴。

　　郭先生有强烈的责任感，做人做事信守然诺。2017年，他申报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他原来的计划是独立完成这个项目。最近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担心无法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又怕给年轻老师增加负担，就专门跟杜泽逊老师商量，希望协调各方，妥善处理。其实，他早在1998年就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2005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如果不是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他只要在旧作的基础上进行增补与完善，应该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这个项目。难得的是，他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而松懈，更没有受到学术世俗化潮流的影响。

　　郭先生以献身学术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攀登学术高峰。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突破了生活条件和学术条件的限制，取得了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学术成就。我们应当将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发扬光大，坐得住冷板凳，提升创新能力，打造具有原创性、引领性的学术成果，谱写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篇章。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