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在建国前，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建国后，女真贵族吸纳汉、渤海、契丹等民族的知识分子，借助他们筹建政权、处理对外事务。在与各政权和各民族的交往过程中，部分女真贵族切身体会到培养本民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对汉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延请原辽宋境内的汉族文人以及被羁押在金境的南宋使臣洪皓、张弁等文士为私塾教师，教授女真贵族子弟汉文化。金太祖命女真知识分子完颜希尹创制了女真字，并设立官办女真教育机构。金太宗“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纥石烈良弼和纳合椿年皆在选中，后来成为金朝名相。金世宗创置女真进士科。金朝的女真知识分子和进士官员，在金朝完善统治制度、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成为推动金朝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
女真进士崭露头角
金熙宗以来已经制度化的科举，为金朝选拔输送了一批汉、渤海等族的士大夫官僚，对金朝的政治稳定、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直到金世宗即位后，仍有女真贵族和军官反对科举制度。金世宗比前辈更重视女真人的文化教育，“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这为在女真人中推行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大定十三年（1173），女真策论进士科首次开考，“以求贤为治之道”为策问考题。考官既有女真人，也有汉人、契丹人。首榜女真进士27人，状元徒单镒授两官阶，其余26人授一官阶，全部任官学教授。配合女真进士科的创置，“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金史·选举志一》）。大定二十二年，再次“策试女直进士”。此后，女真进士科与词赋科、经义科同步举行。首科女真进士免乡试和府试，大定二十二年增加了府试。大定二十八年，增加“论题”考试，故称策论进士。
为保持女真军人的尚武精神，金世宗规定世袭猛安谋克不得入读太学，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随着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的加速，部分女真贵族子弟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渴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金章宗即位后，尚书省上奏拟允许世袭猛安谋克参加科举。章宗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尚书令徒单克宁认为：“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金史·徒单克宁传》）于是仍维持旧令。但是，有的女真贵族青年宁愿放弃世袭官，而选择科举取士。也有的女真军官，“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金史·完颜仲德传》）。此外，女真进士只是女真官学培养人才的一小部分。最终未考中进士的女真官学生员，不少人通过考试成为官府吏员，累积资历出职为官，或通过荫补进入官员队伍，成为区别于文官的右职官。他们的文化水平、行政能力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女真武将军人出身的官员。
金世宗重用进士出身的官员。他对宰臣说：“女直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女真策论进士开始步入政坛，并受到重用。金世宗对女真进士的表现赞誉有加，曾说：“女直人中材杰之士，朕少有识者，盖亦难得也。新进士如徒单镒、夹古阿里补（夹谷衡）、尼尨古鉴辈皆可用之材也。”（《金史·世宗本纪下》）这些言论体现了重视文官和实行文治的政策倾向。金章宗在位前期，与宰臣谈及人才选拔，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建议说：“国家选举之法，惟女直、汉人进士得人居多，此举更宜增取。”而宫中承应人和官府吏员出职授官之类，“宜稍裁减，以清流品”（《金史·完颜守贞传》）。
对维护皇权具有重要意义
史称金“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金史·文艺传序》）。金世宗赞赏的徒单镒、夹谷衡和尼尨古鉴，在金章宗朝先后成为宰执。徒单镒“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卿相。尝叹文士委顿，虽巧拙不同，要以仁义道德为本，乃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学诸生刻之于石”。针对“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的问题，他提出改革科举、革新政风的建议。泰和年间，金宋交恶，平章政事仆散揆行省河南，并节制陕西元帅府。由于两地相距遥远，陕西元帅府实际上独专方面之权。“上思用谋臣制之，由是升宣抚使一品，镒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抚使，陕西元帅府并受节制。”金章宗诏谕徒单镒：“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旧臣，故有此寄。宜以长策御敌，厉兵抚民，称朕意焉”，体现了金章宗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徒单镒赴任后，提出改革与完善急递铺制度的方案，被采纳，“自此邮达无复滞焉”。他奉诏牵制宋军，取得预期战果。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徒单镒拜尚书右丞相。贵族武将纥石烈执中发动兵变，弑卫绍王，拜访德高望重的宰相徒单镒。徒单镒说服纥石烈执中迎立金宣宗，从而将兵变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并进拜左丞相，史称“至宁、贞祐之际，转败为功，惟镒是赖焉”。贞祐危难之际，徒单镒虽多次陈言，如遣宰执行省辽东、反对迁都南京，但都未被采纳。贞祐三年（1215），徒单镒卒于任。
金章宗的老师、特赐及第进士、女真文士完颜匡，最受金章宗宠信，后来“致位将相”。泰和六年（1206），金宋交战，平章政事仆散揆、右丞相完颜宗浩先后行省事，统兵出征，均病逝于军中，从征的右副元帅完颜匡临阵受命，拜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代宗浩总诸军，行省于汴京”，全权负责对宋和战事宜，金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泰和八年十一月，金章宗崩，“匡受遗诏，立卫绍王”（《金史·完颜匡传》），进拜尚书令，次年底去世。完颜匡能文能武，以武功和外交贡献见诸史籍。
女真进士给金朝的官员队伍、政治生态带来积极变化。女真进士官员接受了儒家思想，是中央集权和皇权的坚定维护者。女真统治者奉行女真本位主义，对汉族官员并不完全信任，女真进士就成为皇权制衡女真贵族的重要支撑。如临潢府猛安人裴满亨，早年充近侍局奉职，“敦敏习儒”，备考科举，金世宗鼓励他：“闻尔业进士举，其勿忘为学也。”中大定二十八年进士，“世宗嘉之，升为奉御”。世宗曾与他讨论“上古为治之道”，裴满亨奏对：“陛下欲兴唐虞之治，要在进贤，退不肖，信赏罚，薄征敛而已。”金章宗继位后，面谕裴满亨：“朕左右侍臣多以门第显，惟尔繇科甲进，且先朝信臣，国家利害为朕尽言。”在同州节度副使、同知大名府事任上，“豪猾从衡，前政莫制。亨下车宣明约束，阖境帖然”。在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任上，有“世袭家豪夺民田，亨检其实，悉还正之”。史称裴满亨“出入宫禁数年，谠议忠言多所裨益……所历州郡，皆有政绩可纪”（《金史·裴满亨传》）。他敢于抑制豪强，纠正女真贵族的不法行为，这对维护皇权具有重要意义。
对贵族武将予以抵制
女真贵族仰仗特权而骄横跋扈、贪赃枉法，是金朝社会的突出问题。金后期，金蒙交战，女真贵族武将拥兵自重，擅行令旨、肆意诛杀，严重冲击皇权政治，威胁中央集权。例如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相继发动兵变夺权。有的女真进士文官与汉族文官一道，挺身而出，抵制女真贵族武将的非法之举。“时（术虎）高琪为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惟（参知政事张）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金史·张行信传》）绝大多数台谏官“迫于凶威，噤不敢忤”。女真进士、监察御史完颜素兰上书求见，“屏人奏事”，弹劾术虎高琪“妬贤能，树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金史·完颜素兰传》）。完颜素兰的弹劾对金宣宗下定决心除掉术虎高琪起到了关键作用。
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亦作牙古太），“资骜狠，恃功自高，奴视参佐，往往置之死地。从事辈畏之，惟意所向，噤不出一语”。在其帅府担任幕僚经历官的女真进士夹谷土剌，“秉志抗直”，“无所顾藉，论事之际，极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见听，则移疾不为出。帅悔悟，或诣公谢之”（《元好问全集》卷二〇《夹谷公神道碑》）。金哀宗正大年间，进士出身的翰林直学士兼左司郎中斜卯爱实弹劾丞相完颜赛不、平章政事完颜白撒、右丞颜盏世鲁、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赤盏合喜等“相非其人”，“患难之际，倚注此类，欲冀中兴难矣”。除颜盏世鲁出身进士外，其他三人都是贵族武将出身。
斜卯爱实又抨击“今近侍权太重，将相大臣不敢与之相抗。自古仆御之臣不过供给指使而已，虽名仆臣，亦必选择正人。今不论贤否，惟以世胄或吏员为之。夫给使令之材，使预社稷大计，此辈果何所知乎？”近侍们请求金哀宗治其罪。斜卯爱实刚刚弹劾过宰臣，现在又指斥世胄和吏员出身的近侍，“上益怒，送有司”查办。金朝的近侍（奉御、奉职）多出身于女真贵族、汉族官僚子弟，金末“抑儒重吏”，也有省部胥吏补充近侍者。近侍干政是金末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斜卯爱实其实是遭到贵族世胄出身的大臣、武将、近侍以及吏员出身的右职官共同的打击报复。在女真贵族武将操控朝政和地方军政大权的政治环境下，女真进士文官也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对贵族、武将的批评难能可贵，但作用是有限的。
要之，金世宗设立女真进士科后，女真进士群体成为金朝文官的新生力量，金朝的官僚体系、政治生态随之发生了积极变化。自金世宗中期至金末的50多年间，女真进士科输送了数百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尊奉儒家思想的文官。他们具备较高的行政、司法、监察、文翰工作能力，并涌现出一批堪当大任的中高级官员，成为制衡女真贵族武将、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力量。由于国家规定女真进士不废武功，他们中也有文武兼擅的人物，在金章宗后期至金末的对外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辽金贵族政治、皇权与官员选任”（21FZSB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