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就是吴易风教授。在决定报考吴老师的博士前后，我对“未来导师”的背景做了一些调查，无论是师门的学长还是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凡是与我有比较深入交往的，都会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形容吴老师：一是他坚定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一位“人民经济学家”；二是学贯中西、学养丰厚，在学界有“三通经济学家”之誉，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西方经济学，同时还精通经济思想史；三是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很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四是为人谦逊，君子风度。我非常有幸能拜入吴老师的门下，在得到吴老师授业解惑的同时，还能沐浴良好的师风师德。

　　严谨治学的示范。吴老师治学严谨的印象，我博士还没有入门就已经提前受教。大约是在1999年底，我向吴老师请教考博士相关事宜，并带了一套我所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百科全书》（1991年版）送给吴老师。我对这套书进行了简单介绍，书是由陈岱孙老先生领衔主编的，是按照部门经济的顺序来编排的。听完我的介绍，吴老师表示了感谢，并说陈岱孙老先生是他非常尊崇的学者，由他主编《中国经济百科全书》是非常合适的。不过他提醒我，希望我以后要把“部门经济学”的说法改成“应用经济学”，如果书有机会修订，也要改过来。对于学术上的问题，尽管我当时还是一位没有“登堂入室”的门外生，吴老师已经提前教学，给我一种刻骨铭心的示范。后来，中国人民大学还在经济学院的基础上另外设立了一个应用经济学院。

　　人民教师的典范。吴易风教授有深厚的“人民教师情怀”，先后获得过“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市人民教师”等荣誉称号。吴老师和师母都是大学教师，他的学生中从事的职业多数也是教师。后来我才逐渐领悟出吴老师的“人民情怀”“人民教师情怀”。

　　跟随吴老师学习后，就有许多朋友找来，希望我能帮助向吴老师引荐，也要报考吴老师的博士。我把这些情况向吴老师报告后，吴老师向我们规定了一些“原则性”的推荐条件：一是对考生的知识背景有一定要求，最好本科是学理工的，硕士是学经济学的；二是必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三是不要介绍“高官”和“大款”来报考，最理想的考生是从事教育事业的。跟吴老师读在职博士，确实辛苦。我读博士一年级时，我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家庭、工作和学习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是“脱几层皮”。吴老师治学风格很独特，要求博士生像中小学生那样做读书笔记，而且要用A、B本，A本上交吴老师批阅，B本自己做笔记用，一周一个来回。我因为长期熬夜读书，一年级第二学期，心脏出了问题，差点就坚持不下来。吴老师希望，能培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人民教师。

　　吴老师的博士招生原则还有一条没有言明的“标准”：家庭贫困的考生优先。我的同门师兄弟师姐妹中，入学时家庭条件差的居多。除此之外，吴老师还经常牵挂着其他在校的贫困学生。2018年，吴易风教授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既是崇高的荣誉，还有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吴老师将10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贫困生奖学金，并表示在遗嘱中已写明，自己去世后将把房产出售所得也添加至这项奖学金中。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吴易风教授淡泊名利，尽管著作等身，声名远播，仍始终把自己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

　　学会会长的风范。吴易风教授的上述品格，可以说是有口皆碑。但吴老师作为全国一级学会会长的管理风格和魅力却被“淹没”了。其实，吴易风教授还是一名出色的管理工作者。

　　吴老师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时，对学会的经费总是精打细算。他有一个心愿，希望在他任内，经费余额不但不能减少，还要为后继者尽量多留些经费。记得在出版2006年度的论文集时，全书字数比预计的超出了很多。通常论文集的字数是50万字以内，但这一年的字数达100万字。我把这个情况向吴老师汇报了，说这是当时历届年会最厚的一本论文集。吴老师听完后对我说：希望这“最厚”的一本不是“最后”的一本。通过这次“最厚”事件，吴老师一直在考虑建立一种研究会论文集的长效出版机制：既要控制好年会论文的数量保证论文质量，又要保障年会论文集的出版经费。吴老师曾经对我说：“要让继任者不必再为出版论文集筹集经费而分散精力。”2007年8月，研究会年会在长春税务学院召开。在会前会上，吴老师提出：既然有这么多的学校争办年会的承办权，可以把出版经费的筹集与争办承办权挂钩，即哪家学校承办年会，学校就要承诺，把出版经费纳入预算，确保论文集出版经费的落实。吴老师提出这个办法，获得一致通过。

　　吴老师虽然已经卸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多年，但学会的这套工作机制一直运转至今。

　　（作者系中国经济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