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有着悠久的城市发展史，早在1492年哥伦布开辟新航路之前，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城市。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为了维持其在墨西哥的殖民统治、强化对墨西哥的殖民掠夺而修建、改建了一些城市。但是，这一时期的墨西哥城市主要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行政管理中心，而非真正意义上与工业化相伴随的经济中心。经过十余年的独立战争（1810—1821），墨西哥最终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然而，由于三百余年殖民统治负面影响难消，墨西哥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未立即带动城市的快速发展。直到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担任总统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迪亚斯是墨西哥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在他执政时期（1876—1911），墨西哥的城市发展速度虽非最快，但却是该国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在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殖民统治影响短期内难以清除
迪亚斯执政前，墨西哥的城市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古印第安文明时期和1492—1876年。
第一，古印第安文明时期的墨西哥城市。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大陆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在阿兹特克文明以前，托尔特克人就定居在今墨西哥高原，在墨西哥城以北90公里处建立了图拉城。到12世纪，图拉城已有8.5万名居民，占地面积17平方公里。城里高大的金字塔及其台基上的石头巨人至今仍巍然屹立，成为托尔特克文明的象征。
从11世纪开始，阿兹特克人从墨西哥高原北部向南迁移。14世纪初，他们到达墨西哥盆地的特斯科科湖畔，并定居下来。1325年，他们在特斯科科湖中的小岛上建立了一座城市，即后来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西班牙殖民者入侵时，该城已相当繁华，居民数量达10万—30万。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特诺奇蒂特兰建在湖中的各个岛上，通过堤道相连，街道宽阔、花园遍布。巨大的建筑物上涂着石膏，瑰丽壮观。城市市场供应充足，水源丰裕，并有专人负责清洁卫生，主要街道夜晚灯火通明。《墨西哥的发现与征服》一书中曾描述道，特诺奇蒂特兰的繁华程度超过了同时期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意大利的任何城市。
古代印第安人的城市拥有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农村腹地，以保证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这些城市是政治、宗教和贸易的中心，成为印第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象征。
第二，1492—1876年的墨西哥城市。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城镇的建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西班牙殖民者对所占领的印第安人城市加以改建，使之为其所用。例如，西班牙殖民者改建了特诺奇蒂特兰，即今天的墨西哥城。二是西班牙殖民者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选择合适的地方建立新的城市，作为市民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心的大广场成为权威的象征。
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城市建设的兴起是西班牙殖民掠夺的产物，城市所在地既是西属美洲重要的商业中心，也是维护殖民统治秩序的堡垒。城市之间彼此独立、互不影响。殖民地末期，西班牙波旁王室采取了城市权利分散和殖民开拓等手段，使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墨西哥经过十余年浴血奋战，于1821年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然而，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恶劣影响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彻底消除。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墨西哥长期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的境地，未能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直到1876年迪亚斯执政后，现代意义上的墨西哥城市化才正式开始。
多种因素促进城市化进程
1876年迪亚斯的上台结束了墨西哥独立之后50多年的混乱局面，政治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伴随出口经济的繁荣，墨西哥工业化进程得以启动，城市化也随之开始。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墨西哥城市发展加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稳定的政局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迪亚斯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政局。一、打起维护1857年宪法的大旗，赢得自由派各种力量的拥护。二、部分保留前任政府的政策法令，争取那些仍持观望态度的旧势力的支持。三、允许教会积累财富，恢复已废除的教堂和女修道院，主动与教会达成相互谅解和支持的协议。四、继续利用军队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制止分裂和动乱，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维护国家统一。
其次，人口增长成为墨西哥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据英国历史学家威廉·阿瑟·哈姆内特研究，1821—1876年，墨西哥人口从630万左右增长到900万；迪亚斯执政期间，又从900万增加到1520万。随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墨西哥城、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等主要城市的人口大幅增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上升。
再次，外资的大量流入推动了墨西哥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据迪亚斯执政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派”成员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统计，迪亚斯执政时期，用于改善国家和社会物质条件的投资共有12亿比索，其中外国资本为9.53亿，占全部投资额的80%。这些外资大多流入农业和矿业的出口部门，促进了咖啡、奇亚籽、香蕉、烟草等热带作物的种植，以及银矿、铜矿和石油等资源的开采。矿业的发展使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的谢拉莫哈达、奇瓦瓦州的巴托皮拉斯以及圣罗萨利的布莱奥以及下加利福尼亚成为新的矿业中心。农业出口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港口和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口经济的繁荣使得墨西哥城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最后，铁路的修建打破了地区闭塞、割据的状况，内地和偏远地区均得到开发，全国性商业城市日益增多。迪亚斯执政前，美国资本家就意图在墨西哥境内修建铁路以便掠夺资源，英国也急于扩大在墨西哥铁路部门的投资。迪亚斯政府提出的修路计划迎合了国际资本扩张的需要，得到外资的大力支持。1877—1892年，墨西哥新建铁路12161公里。到1910年，墨西哥铁路总长度已达19280公里。可以说，墨西哥铁路总长的三分之二是迪亚斯时期修建的。铁路直通墨美边境的埃尔帕索、拉莱多、图林等地，并将主要矿区、首都和东西海岸的重要港口连接起来，构成了全国交通主干线，推动了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的传统城市进一步扩展，新兴城市逐渐兴起。其中，首都墨西哥城超越其他城市，成为首屈一指的巨大城市。商业利润的持续流入，使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郊区的扩展、新式建筑的兴起和各种娱乐活动场所的涌现，展示了这一时期墨西哥城市发展的蓬勃景象。
从城市数量来看，1878年，墨西哥有46个人口规模在1.5万—5万之间的小城市、5个人口规模在5万—10万的中等城市，仅有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超过10万。到1911年迪亚斯下台时，墨西哥城市总数已增加到500个左右。
就城市规模而言，以墨西哥城为例，1803—1884年，墨西哥城人口从13.8万增加至30万，1900年增至34.5万，1910年继续增加到47.1万，10年间涨幅达28%。与此同时，墨西哥城面积也从1858年的8平方公里扩大到1910年的40平方公里。
以城市职能来划分，这一时期墨西哥的城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商业—官僚城市，以墨西哥城为主要代表。第二类是商业—工业—官僚城市，此类城市因具有工业职能意义重大，以蒙特雷为代表。第三类是商业—矿业城市，此类城市多分布在墨西哥油田产区以及开采铜、锡、银和金矿的高原地区，其兴衰直接取决于世界市场对该地区产品的需求程度，代表城市有瓜纳华托、塔斯科、圣路易斯波托西。第四类是商业型城市，此类城市最为普遍，大到如维拉克鲁斯这样的重要港口城市，小到铁路线上快车不停靠的小城镇，由于商业是其唯一重要职能，其繁荣发展有赖商业—官僚城市所控制的城市网络的运转，某些情况下也依赖国外市场及其需求。
从城市的有形变化来看，19世纪末，随着商业利润不断向城市汇聚，墨西哥上层精英的房屋选址、外观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墨西哥城，富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沿改革大道向南延伸的地区作为住宅用地。在瓜达拉哈拉，富人则向西扩展，进入新形成的郊区住宅区。此外，殖民地时期封闭式的宅院风格不再受到青睐，取而代之的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建筑样式。随着人们向城市郊区迁移，对开展娱乐活动的空间需求也逐渐增加。高尔夫球、橄榄球、马球和网球等运动项目成为当时富人们喜爱的活动。城市中的休闲娱乐场所越来越普遍，剧院、电影院、餐馆、俱乐部和咖啡厅等大量涌现，成为富人们闲暇时光的常去之处，城市社交生活日益繁荣。
城市化加速影响深远
迪亚斯执政30余年间，墨西哥城市进入加速发展期。不过，外资主导下的城市发展具有欺骗性，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痼疾正源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一个新的城市中间阶层出现，他们成为1910年革命的主要推动力。
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市获得了长足发展。中央集权制有助于国家加强对城市的管控和规划，推动了城市的有序发展。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公路、铁路、港口和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兴建，改善了城市间、城市与农村间的交通联系。城市面貌也得到显著改善和美化。虽然1910年革命暂时打断了墨西哥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进程，但迪亚斯执政时期城市的蓬勃发展为此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同时，迪亚斯执政时期的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也造成了贫富分化加剧、城市贫困、环境污染等问题。外资是这一时期墨西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本质上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剥削和掠夺的工具，主要目的是为自身利益服务。这种畸形工业化带动下的墨西哥城市发展具有先天缺陷。资源丰富、出口经济繁荣、外资投入有利可图的地区发展迅速，而其他地区则陷入停滞。这导致了墨西哥地区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加剧。随着城市人口增长和农村移民涌入城市，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城市化进程还带来了城市人口的集聚和工业发展，增加了城市环境压力。这些问题成为后来墨西哥城市化进程长期面临的难题。
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的城市发展促进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群体的形成，客观上推动了1910年革命的爆发。19世纪后期，随着墨西哥城市人口的增多，一个新的城市中间阶层开始出现。他们虽然无法挤入上层社会，但在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思想观念上又有别于广大体力劳动者，从而使得迪亚斯为首的上层集团进行政治管控的难度大大增加。领导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正是这一群体中涌现出的典型代表。这些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改变了旧有城市的阶级结构与政治格局，他们通过发动革命推翻了迪亚斯政权，建立起新的资产阶级政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